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后来是怎样逃过一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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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已经把旧党大佬司马光、当朝驸马王诜牵连进来。目的已经再明显不过。新党就是要把旧党一网打尽。

所以。乌台诗案。不是一般刑事案件。而是政治案件。这个政治案件的关键突破口和全部要害。便是苏轼。

苏轼被重办。旧党牵连入网；苏轼被轻办。新党功败垂成。

但是。苏轼为什么能逃过这场劫难呢？

苏轼苏子瞻。必须感谢自己生在了一个好时代、赶上了一个好朝廷、遇上了一个好官家。

换个时代、换个朝廷。哪怕换个官家。苏轼的结果。都不会只是贬官黄州。

什么是好时代？

一个能跟你讲理、能让你讲理的时代。就是好时代。

人都是讲理的。讲理是人的底线。所以。跟你讲理、让你讲理。应该是常态。咋还成了好时代的标志？

人都是讲理的。这个“因为”的前提成立。但推不出“讲理是常态”这个“所以”的结果。

皇帝凭啥要跟大臣讲理？领导凭啥要跟下属讲理？力量大的凭啥要跟力量小的讲理？“春秋无义战、强者定章程”。春秋诸侯们。哪个讲理了？

实力可以决定一切。那就不需要讲理。

即便跟你讲理。也要看讲谁的理。可以跟你讲理。但要讲我的理。而不讲你的理。这当然也叫讲理。简单说就是：可以跟你讲理。却不让你讲理。最后则杀人还要诛心。

那么。在乌台诗案中。新党执政的大宋朝廷与支持新党的大宋官家。到底是怎么跟苏轼讲理的？

01.乌台诗案的渊起：苏轼确实在诋毁新政

苏轼到底有没有错？

必须有错。

当时。大宋的官僚系统都在学习王安石主义、实施王安石改革。但是。苏轼呢？他不讲王安石主义、也不支持王安石改革。非但如此。还要各种诋毁。

当时。没有报纸、没有畅销书、没有现代传媒。苏轼怎么诋毁新法？他天天在家骂新法、骂王安石。这个影响也就止于苏夫人和苏公子。即便开坛讲学。也就是影响一下自己的学生。

苏轼的手段。是发朋友圈。

我发个朋友圈。然后就能诋毁新法、阻挠新政、危害国家吗？你当然不行。苏轼却可以。

论文章。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如果八大家排序。苏轼必须能进前三甲。论写诗。苏轼是北宋诗坛领袖。即便把苏轼拉到唐朝。他也能跟大唐群星比比谁更亮。此外。还有豪放词派的创始人、北宋书法四大家之一、蜀学的首席宗师。甚至。苏轼对道教、佛学都有精深的研究。

集诸多名号于一身的苏轼。完全可以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他发个颠覆新法的朋友圈。就能引发政界、学界的一场骚动。苏轼是能够带节奏的意见领袖。

啥叫意见领袖？“别跟我讲什么王安石主义。我就觉得王安石就是个人渣。不转不是宋朝人”。然后。一百万条转发。这就是意见领袖。

苏轼到底发了什么朋友圈？

最初。被新党抓住把柄的一条“朋友圈”。不是苏轼的诗。而是苏轼单独发给宋神宗的“短信”：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公元1079年。苏轼赴任湖州。然后例行公事地给宋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但是。奏表中的这句话。却刺激了新党。

啥叫“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

过分解读一下就是：我苏轼愚昧不堪。这叫耿直；跟不上新时代。这叫不投机；没法跟弄潮儿的新党们一起玩。这叫不媚俗。

啥叫“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过分解读一下就是：我这个人岁数大、不生事。这叫不折腾；正好可以去地方牧养小民。这叫能养民。

新党不干了。然后开始弹劾苏轼。你这不是例行公事谢圣恩。而是含沙射影骂新法。苏轼啥反应？苏轼非常硬。你们说对了。我就是骂你们了。你们还能咋地？

新党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于是发动了乌台诗案。这篇奏章。没啥可挖掘的；但苏轼的“朋友圈”却可以各种挖掘。

02.苏轼的“朋友圈”：他是怎么诋毁新法的

在古代发朋友圈。无外呼两种形式：

一种是文人士大夫之间的书信往来。如“致司马公：王安石不是东西。此致敬礼”。这就必须算。

一种是写诗填词做文章。苏轼主要是写诗。所以才叫“乌台诗案”。这就肯定算。乌台。即御史台：诗。才是案。即苏轼的各种反诗。

苏轼。到底写了哪些“反诗”？

为了罗织罪名。新党肯定要过分解读。但是。有些诗。都不用过分解读。苏轼就是在骂新法。其中。以《山村五绝》最为代表。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关键是这句“迩来三月食无盐”。七十老翁已经很可怜。咋还三月不吃盐？因为北宋搞了食盐专卖。老翁买不起。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青钱。即青苗法给老百姓的农业贷款。贷款是拿到了。但转眼之间。就在城里花光了。因为北宋政府止不住地要与老百姓做买卖。所以。搞了各种高消费的娱乐项目。进城的农民刚拿到钱。就被政府的娱乐产业给赚走了。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因为苏轼确实对新法不满。看不上新法也看不上王安石。后来他跟王安石言归于好。但那是后来。当时。这两个人就是水火不容。

新党的目的。是为了干掉苏轼吗？

苏轼只是突破口。新党的真正目的是打击不满新法的整个旧党。关键重点是旧党大佬司马光。苏轼。自己写诗发朋友圈。你只能定他的罪。怎么能打击旧党呢？

操作起来非常简单。谁给苏轼的朋友圈点赞了。谁就是在影射朝廷。然后谁就是同党。

那怎么证明点赞呢？有书信往来就算点赞。

“子瞻兄台见：你写得《山村五绝》真好。鞭辟入里。像匕首、像投枪。您就是我大宋的鲁迅！此致敬礼”。这就必须算同党了。然后牵连入案。

实在不行。那就看苏轼给谁写信了。这个也可以算。苏轼给司马光写信了。而且还写了首诗。即《司马君实独乐园》：

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

你苏轼这是啥意思？苏轼也坦荡：我就是想说天下人都盼着司马光出来执政。因为你们新党太垃圾。司马光收到这种“反诗”。为啥不上报朝廷？看来。司马光也是同党。然后。司马光牵连入案。

关键是苏轼还跟当朝驸马王诜过从甚密。

御史台去抓苏轼的时候。苏轼已经收拾好行装、准备蹲监狱了。那是谁通知的？驸马王诜通知了苏辙、苏辙通知了苏轼。这就是大臣勾结皇亲国戚了。这种问题。在哪朝哪代都是犯忌讳的事。顺藤摸瓜。还查出苏轼收了王诜的钱。而且二人也有诗文往来。也就是说王诜也给苏轼的朋友圈点赞了。于是。王诜牵连入案。

新党的特点。就是生命不息、折腾不止。按照谁给苏轼点赞、谁就是同党的操作模式。那到底能折腾进去多少人？

39人。这就是苏轼的关系能量。绝对是旧党中的“名媛交际花”。所以。新党选择苏轼作为打击旧党的突破口。绝对是英明之举。

03.古代司法的高峰：大宋朝廷是怎么跟人讲理的

“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这是西方法律思想的程序正义。

程序。一个多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概念。实际上。完全可以换成一个通俗易懂的名词。即手续。要去结婚。先到民政局领证。领证是手续；打击坏人。先要走法律流程。流程就是程序。

把手续强调过分了。难免手续异化。于是。证明你是你、你爸是你爸的问题。肯定要出现。有些坏人。即便明知道它干了坏事。但手续太复杂、流程走不了。坏人也关不进监狱。

实现正义。却非要以“看得见的方式”的实现。手续太复杂、然后复杂到过度。正义还怎么追求、还怎么实现？

“努力让人民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给这句话上画个重点。重点应该是什么？是感受。

程序或手续的意义。只是兼顾了客观的真实。主要是强调了主观的感受。真实世界是不可约的复杂。任凭谁也无法穷尽。而主观的感受却可以。

跟不跟你讲理、让不让你讲理。都不是在还原真实世界的复杂历程。而是实现主观感受的最大公约。正义也好、公平也罢。都是价值判断的问题。价值判断属于应然问题。实然可以求真。但从实然跳不到应然。所以。价值判断无法求真。而只能求感受。

这时候。就一定要以所谓“看得见的方式”来追求了。只有“看得见的方式”。大家才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以。手续很重要、程序很重要。对手续、对程序的尊重。完全可以衡量一个族群的文明程度。

那北宋是怎么讲理的？这个问题。看一下北宋的司法程序就清楚了。

御史台根勘所

御史台最早设立于东汉。是重要的中央司法监察机构之一。重大案件。一定要送到这里来审理。苏轼这个案子。肯定重大。因为新党一定要往大里整。汉书记载。御史台里种植柏树。树上常有乌鸦栖息。所以又称乌台。因此。苏轼一案。才称乌台诗案。

御史台首先发动御史向皇帝宋神宗告状。神宗皇帝诏曰可。于是。从弹劾变成案件。对苏轼的立案调查正式展开。

御史台派出官员前往湖州缉拿苏轼。然后送交御史台的根勘所。进行审理。根勘所。是御史台专门负责审理诏狱的机构。

宋神宗不仅下旨审理。而且还派了一名宦官跟进案件。所以。苏轼一案。就变成了诏狱。即皇帝亲自下诏督办的案件。

如果是明朝。上升到诏狱这个层面。那苏轼不被定罪弄死。也被严刑打死。但是。大宋时代是跟你讲理的。大宋政府是法治政府。所以。诏狱也要讲理。具体表现就是讲程序。

大理寺和审刑院

御史台只负责案件的审讯。即便是审讯。也不是御史台一家说了算。因为大宋官家还要派人跟进。

皇帝会从其他机构抽调人员。会同御史台搞联合审讯。这叫杂治。

案件审查清楚之后。审案的官员们要制作好口供。这叫供状。

审讯工作到供状这里为止。然后。御史台就可以结案了。这叫结勘。

皇帝还要派遣御史台以外的官员。对犯人进行当面问话。这叫录问。

犯人在录问的时候翻供了。这叫翻异。一旦出现翻异。那皇帝就必须另外派人重审。

录问环节。古已有之。最早的记述。甚至可以追溯到秦朝。如赵高审李斯案。

赵高使其客十馀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

赵高为什么使其门客“诈为御史、谒者、侍中”？就是担心李斯翻异。

犯人既不申辩又不翻异了。然后就能定罪了吗？不能。因为御史台只有审讯的权力。却没有定罪的权力。

御史台完成供状环节之后。要将供状递交到大理寺定罪量刑。这叫检法。

如果把御史台类比为现在的最高检察院。那么大理寺是现在的最高法院。定罪量刑是法院的事情。但是。到了”最高法院“。这个程序还没走完。

检法之后。要出判词。相当于最高法院的裁判文书。这个判词。还要上报给刑部或审刑院复核。刑部或审刑院复核完毕之后。再将复核后的判决意见上报给皇帝。即宋神宗。由皇帝做最终裁决。

这个审刑院。是个什么机构？明朝皇帝不信任刑部了。搞了一个锦衣卫；信不过锦衣卫了。搞了一个东厂。宋朝皇帝呢？赵家官人信不过刑部和大理寺。就搞了一个审刑院。又称“宫中审刑院”。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审刑院是谁设立的了。其主要任务是审查大理寺所断案件。因为皇帝要看着大理寺。担心被大理寺的人给忽悠了。

但是。什么土壤就能长出什么庄稼。明朝的专制土壤。只能孕育出特务机构。大宋的法制土壤。却能孕育出法制机构。审刑院的设置初衷是加强皇权。实际运作却成了司法监督的一个环节。所以。1080年也就跟刑部合并了。皇帝设立的机构却不给皇帝办事。那还有啥意义？

从这一套复杂手续或程序中。我们就能发现：大宋官家和大宋朝廷是准备跟人讲理的。这绝对是古代司法的一个高峰。

04.大宋官家很生气：法外施法也要让人讲理

大宋御史台把案件审查清楚了。皇帝也派人录问了。苏轼倒也干脆。从不从宽都坦白了：事就是我干的。“别无翻异”。

但是。苏轼之所以“别无翻异”。是因为新党下了功夫。能查的全给查了。苏轼想翻供都没得翻。

新党这帮家伙不止要干苏轼。还要干司马光和整个旧党集团。所以。乌台诗案一定要办成铁案。而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苏轼。苏轼确实对新法不满。确实没有管住嘴。确实要做时代的匕首和投枪了。

大理寺根据苏轼的供状。总结出了三条罪名：

一是苏轼收了驸马王诜的钱。而且这个钱收得不清不楚；

二是受审期间不肯老实交代问题。所以苏轼“别无翻异”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三是诋毁新法、诽谤朝廷。这一条是新党的主要关切。但要的不是诽谤朝廷而是诽谤皇帝。

所以说。新党把持了御史台。却肯定没能把持大理寺。

针对这三条罪状。大理寺给出了量刑：有的要杖八十、有的要杖一百、有的要徒一年、有的要徒二年。最后。大理寺会怎么数罪并罚呢？

首先。宋朝不搞累加。简单说就是数罪从重。一个罪杖八十、另一个罪杖一百。最后量刑不会是一百八十。而是一百。

其次。杖刑和徒刑都可以用钱抵罪。当时主要是向朝廷交铜。铜是当时的主要硬通货。是可以拿来铸钱的。

第三。如果是官员。犯罪的官员还可以拿自己的官职来抵罪。即官当制度。

这套量刑算法。可以说充分确保了士大夫的利益。所以。最后算下来。苏轼要承担的罪责。只是徒二年。《资治通鉴续长编》给出的记载。是“当徒二年。会赦当原”。

如果是新党看到这份判决。想也不想。他们肯定认为大理寺收了苏轼的钱。因为这是在过分偏袒苏轼。

甚至都可以说。大理寺这帮家伙连一天牢饭都不想让苏轼吃。因为宋仁宗的皇后恰在这个时候去世了。大宋一定会大赦天下。

苏轼是在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被圣裁处刑的。而曹太后是在元丰二年十月二十日薨逝的。这中间差了两个多月。大理寺给了一个“会赦当原”的判词。到底想说啥？

所以。新党肯定不能干。

这帮家伙费尽心机、折腾了一百多天。然后却是这么个结果。谁也不能忍。于是。御史台上书反驳。认为大理寺定罪不当。苏轼必须按十恶大罪中的第六项“大不敬（恭）”来定罪。

“注云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注云对捍制使而无人臣之礼者”。苏轼的言行。怎么靠也能靠上这个大不敬。

御史台瞎咋呼。却没用。因为定罪量刑。不归它管。这时候。审刑院也出手了。它支持大理寺的判决。

到了这一步。就要区分一下谁跟谁是一伙儿了。

御史台肯定被新党控制了。大理寺肯定没被新党控制。那审刑院呢？审刑院的全称是“宫中审刑院”。所以它怎么也要跟皇帝是一伙儿。皇帝宋神宗是啥意见？诋毁新法就相当于诋毁皇帝。必须要严办。但是。审刑院干了一件什么事？它刚正不阿了。站队大理寺了。

乌台诗案持续了一百多天。于是各方势力该出手的全都出手了。

在这期间。当朝宰相、朝堂老臣以及旧党翘楚。纷纷上书营救苏轼。同时。新党内部也分裂了。罢相在家的新党大佬王安石。也上书了。认为“圣朝不宜诛名士”。甚至。曹皇后也在临死之前劝谏了宋神宗：

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

你老爹宋仁宗可是要把苏轼、苏辙兄弟当成宰相来培养的。但是。你这个皇帝却要杀了苏轼。你对得起你老爹吗？

于是。乌台诗案。死活也没法按照新党设计的脚本来编排了。

新党的脚本是什么？针对苏轼发动一场文字狱。然后借机把旧党一网打尽。但是。新党中的有识之士却看出了这里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文字狱这个口子不能开。一旦开了。将来大家肯定全搞文字狱。文字狱成了政治斗争的手段。这个结果。任谁也承受不了。大宋的政风一定败坏。

那么。神宗皇帝呢？

神宗皇帝很生气。王安石虽然罢相、王安石主义可以不讲。但王安石的新法路线必须坚持。这不是王安石的主张。而是朕的主张、朕的旨意、朕的路线。你苏轼诋毁新法。就是在诋毁朕这个皇帝。

然而。大宋朝廷却要让苏轼讲理。大宋官家也只能让苏轼讲理。但是。皇帝肯定气不过。于是法外施法了。但法外施法也不能过分。最后的结果是：

苏轼依断。特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当徒二年。会赦当原”。这是大理寺的意见。朕同意了。但是。我要“特责”。即法外施法。因为朕很生气、朕要任性。于是苏轼“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检校”是临时委派的意思。随时都能给你免掉。即便是副处长。但也是个临时的。

“水部员外郎”是官。在官职差遣的设计中。这相当于待遇级别。用现代表述就是副处级非领导职务。

“黄州团练副使”。这是差遣。是实职。相当于黄州地方武装部副部长。却是散官、没实权。一般用来安置贬官。

关键是这个“本州安置”。相当于发配。你苏轼就在黄州那个鬼地方呆着。我这个皇帝再也不想见到你了。黄州地方官也要把苏轼这个家伙看好了。该敲打就得敲打。

这就是大宋官家的法外施法的“特责”。

如果是朱元璋这种皇帝。苏轼回事啥待遇？只需要老朱一个眼色。苏轼别说可能在发配黄州的路上被干掉。甚至连牢门都出不来。

最后总结

乌台诗案是新党对旧党发动的一起政治案件。目的是要把不满新法的旧党一网打尽。

而旧党的”交际名媛“苏轼。恰是新党打击旧党的突破口。

如果乌台诗案能够按照新党的设计脚本来推演。那么此案就是一个宋朝版的李林甫大清洗。

但。大宋是一个跟你讲理的时代。

大宋司法机构的复杂运作。堪称古代司法的一个高峰。复杂的程序甚至已经超过了现代国家。

苏轼。生在了一个跟你讲理的时代。

执政的新党肯定不满意。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可讲；大宋官家宋神宗自然也不满意。他也要讲他这个皇帝的道理。

但。大宋是一个让你讲理的时代。

可能这个“你”。仅是官员士大夫。但是。起码能够让朝堂权力无法肆意任性、让皇帝意志不能肆意妄为。

正是因为让苏轼讲理。所以苏轼才能逃过乌台诗案这个劫难。而旧党一众翘楚们。也才免于被权力清洗。

旧党顽固存在。王安石的新法、宋神宗的路线。就不能高效率推进。旧党难道不是历史的阻碍吗？

程序正义或许比正义的效率更重要。在程序正义的限制下。大宋的政风才不会急转直下。大宋官场才不会演变为李林甫之后的大唐官场。

历史上的发展。有两种：

一种是高效率的急速推进。开了挂、踩了油门。这是一种政治能动。比如王安石变法。

一种是低成本的因循保守。降了档、踩了刹车。这是一种政治谦抑。比如司马光的旧党意见。

到底哪一种更好？因时而异。

初出茅庐。往往是政治能动的。自命大才而要经天纬地；人到中年。往往是政治谦抑的。懂得了才华智慧的局限和真实世界的复杂。

也许这样的态度是可取的：有一个方向。即便方向对了。也要慢一点儿、稳一点儿。反正时间有的是；如果方向错了。那么慢一点儿、稳一点儿。也就给调整留出了时间和机会。

其他观点：

苏东坡是个有理想的好官。但是他不是一个合格的政客。因此在这场新旧党派的斗争漩涡中。苏东坡注定要成为牺牲品。

当初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十分欣赏苏东坡的才华。打算拉他入伙。结果这位老兄和他那个二愣子弟弟苏辙。一起反对王安石变法。当然了。只是反对其中的一部分观点而已。

王安石很气愤。就把他们俩打发到地方上做官了。相对来说王安石对苏东坡。算是仁至义尽了。并没有加害他。

可是多年以后王安石下台了。苏东坡可就麻烦了。宋神宗变法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他把所有气都撒在了旧党文人身上。苏东坡自然是首当其冲的一个。

这下完犊子了。宋神宗要收拾你。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吗？所以说要查你根本不需要理由。宋神宗只需要一个眼神。底下的御史们就知道该咋整了！

一、乌台诗案。本身就是新党对旧党的打击。

当时苏轼调任湖州知州。按照惯例。这个时候地方官都要写一份谢表给自己的大领导宋神宗。于是苏轼就写了一份《湖州谢上表》。本来也没啥。就是一份普通的例行公事的谢表而已。可御史们却从里面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文中有这么一段：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意思就是说。宋真宗您是真厉害啊。知道我跟不上变法的形势。只能在外地做做地方官。不能到朝中担当大任。

有了这么一段话。那苏轼的罪名可算是坐实了！这种与变法决裂的态度。几乎是公之于众了！宋神宗是越想越气啊。二话不说就让人把苏轼给抓回来了！

此后御史们又把苏轼家的诗文全都搜罗了一遍。从中强行找出了一些有可能影射朝廷的诗文。这下完犊子了。苏轼彻底坐实了藐视宋神宗。藐视新法的罪名。

犯下如此罪过。基本就是杀头才能解决问题了。那么真的是苏轼的诗文有什么问题吗？其实不然。从乌台诗案所牵连的人来看。这就是一场新党对旧党的打压。

司马光、驸马王诜等39名与苏轼互赠诗词的人。都受到了乌台诗案的牵连。很显然。这帮人大多是旧党成员。即使不是。也是保守派。

二、苏轼是如何躲过一劫的呢？

按照当时宋神宗的想法。苏轼这回是铁定完犊子了。因为查出了大量诗文是直接抨击新法的。这是击中了宋神宗的要害。

当时御史李定曾经上报宋神宗。表示苏轼名气太大。不敢动用刑具。气得宋神宗破口大骂。狠狠收拾了苏轼一个月时间。居然连退休的王安石。都跟苏轼有过书信来往。

这下子宋神宗稍微有点清醒了。这哪里是在收拾苏轼啊。这是在砸自己的招牌有没有？宋朝善待文人。那是出了名的。现在这帮御史已经到了穷凶恶极的地步了。如果连王安石都牵扯进来。这事儿可就不好收场了。

于是宋神宗开始冷静分析这件事。御史们再次找到某些诗词中有哪些隐喻的时候。宋神宗也出现了不以为然的想法。可是就这么饶了苏轼。未免太丢面子了吧？必须要有一个导火索才行。

这个时候。体现苏轼人脉关系的时刻到来了！当时新党成员们。非要怂恿宋神宗弄死苏轼。可苏轼的朋友们却开始提出反对意见。

比如说已经退休的王安石。就曾经上书给宋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苏轼的弟弟苏辙。也曾经上书给宋神宗：愿意削职为民。换取哥哥苏轼的生命。

还有一堆文人分封上书劝说宋神宗。这下子宋神宗终于找到台阶下了。于是就搬出了宋太祖不杀士大夫的誓言。饶了苏轼一条小命。

可以说。苏轼这个人虽然做政客。没什么水平。但是在交朋友这方面。一点儿毛病都没有。绝对是典范。

三、宋神宗变法不顺。本打算拿苏轼作为突破口。

王安石在任的时候。变法进展迅速。虽然阻力很大。可王安石的气场更大。因此挡住了若干压力。可是宋神宗却挡不住内外的压力。

当时若干因为变法而伤害到自身利益的王孙贵胄们。找到了宋神宗诉苦。纷纷指责王安石不是人！此外太皇太后和太后。都纷纷跑到宋神宗这儿哭诉王安石变法的祸害。

这下完蛋了。因为王安石顶得住。可宋神宗却顶不住了！于是宋神宗出卖了王安石。罢免了他的宰相之位。这件事对变法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为啥？因为实行变法的人。会发现他们的老大都被搞得下岗了。那这事儿还能办得下去吗？所以说此后宋神宗再想变法。已经变得千难万难了。

王安石下岗以后。宋神宗那叫一个后悔啊。索性自己担任了变法的领头人。结果遭遇了各种挫折。再加上此前朝令夕改的问题。变法急需一个催化剂才能继续前进。而乌台诗案就是最好的催化剂。

当时底下的人都不敢随便实行新法。担心第二天就换了个说法。因此大家都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这个时候宋神宗把那帮反对变法的旧党揍一顿。岂不就是给摇摆不定者敲响了警钟？政客的所有行为。都是为了那啥服务的！

总结：经此一役。苏轼性情大变。

过去的苏轼。那就是一个愤青。有什么就说什么。从不藏着掖着。看不顺眼就用笔写下来。骂两句。这种性格实在是太可爱。但是也太容易得罪人了。

乌台诗案过后。苏轼立刻老实太多了。轻易不下笔。下笔也不敢轻易去谈论国事了。他可不想再经历一遍牢狱之灾。想起当日的情况。苏轼依旧瑟瑟发抖。

撰促轼行。二狱卒就直之。即时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孔氏谈苑》

宋神宗派来的人。抓苏轼这个太守。就跟抓一只小鸡仔一样。实在是狼狈得很。或许这就叫。经历使人成长吧。

参考资料：《宋史》

其他观点：

“乌台诗案”的出现其实和苏轼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

苏轼一向嫉恶如仇。遇到不平时的事。他总是不吐不快。

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调任湖州。按照惯例。到任后。要写谢恩奏章。

问题就出在了这份奏章上。他写了这样的几句话：

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赔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里出现了“新进”这个词。这个词在当时指的是突然升迁的无能之辈。这样就得罪了那些“新进”。

这一年的六月。“新进”的报复就来了。

一个御史把这份奏章中的四句挑出来。说他蔑视朝廷。从而开始弹劾他。

几天之后。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接连上章弹劾苏轼。

在得到神宗的批示后。他们派遣官吏到湖州。先免去了苏轼的官职。再押解入京受审。

最终。苏轼被送进御史台的监狱。

御史台监狱被称为“乌台”。所以这一事件也被称作“乌台诗案”。

苏轼如何“化险为夷”

苏轼在7月28日被捕。8月18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而审问期又比较长。前后40几天。

他是如何“化险为夷”的呢？

1.一个故事

苏轼被关到监狱中后。他的儿子每天都去监狱探望。并为其送饭。

苏轼和其子约定。平时只许宋蔬菜和肉。如果有坏消息。才能送鱼。

有一次。其子有事。便将送饭的任务交给了朋友。但忘记告诉朋友他和父亲的约定。

而那一次。他的朋友送的恰恰是熏鱼。

苏轼看后大惊。知道自己可能凶多吉少。便给弟弟写了两首诀别诗。

诀别诗写的极为悲惨。但又不忘感谢皇恩浩荡。

这首诗后被狱卒收走。

这就有很大的用处。因为按规定犯人写的任何东西。狱卒都要交个监狱最高层查阅。

而苏轼和其家人也认为这首诗会传到皇帝手里。

果不其然。皇帝看到了这首诗。并大受感动。这也是他能“化险为夷”的重要原因。

2.仁宗皇后

皇后一向支持苏轼。恰在这时。染病而死。她在死前曾对皇帝说：“我听说苏轼因为写诗而不抓了起来。这都是一些小人和他作对。你可别冤枉好人。老天爷是不容的。”

皇后去世。国家要大赦。按照惯例。苏轼应当被赦免。

但是。御史们想置苏轼于死地。不停的向皇帝进言。但也没有得逞。

3.最终

皇帝无意杀害苏轼。他亲自裁定。把苏轼贬往黄州。充当团练副使。不准擅离该地。也无权签署公文。

“乌台诗案”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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