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庸？是和稀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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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认为。从方法论来看。中庸就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灵活性”不能损害“原则性”；而“和稀泥”是不管“原则性”。一味“灵活”。两者有本质的区别。

一、中庸强调“原则性”。“和稀泥”没有原则

中庸之道。本意是待人接物不过分也无不及。后引申的意思是不偏不倚的处世态度。“不偏不倚”代表的是公正、客观、原则。上至国家大事、中至各种政策、下至日常处事。都有“原则”。触及原则的必须坚守“原则”和“底线”。

古人说:“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吕氏春秋·自知》）意思是说。若想知道平直与否。就必须借助水准墨线；若想知道方圆与否。就必须借助圆规矩尺。它表明立规矩存准绳的目的和重要性。比如儒学以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为基本特征。每个人怎么对待它。都有各自的原则。而不能“和稀泥”。

中庸“忠”的原则是不能背叛的。“苏武牧羊”的典故。说的就是坚持原则。苏武在天汉元年奉命以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被扣留。匈奴贵族多次威胁利诱。欲使其投降。苏武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下。不畏强权。宁愿受苦寒十九年。捍卫的是民族气节和汉朝的尊严。在忠于国家和民族上。一点也不能让步。

中庸“诚”的原则是不能背叛的。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人与人相处感情深厚。靠的就是以信用为基础的。古有“曾子不食言杀猪守信”、“皇甫绩守信求责”、“季布一诺千金”的典故。都是在传递诚信的做人原则。

中庸“义”的原则是不能背叛的。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中国历史上。舍生取义的人数不胜数。文天祥一生正气、为国赴死。维新变法失败后爱国人士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不就是舍生取义吗！如林则徐所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封建社会。皇帝之位来源于百官跪拜之中。明代内阁首辅申时行就被后人评价申为“首鼠两端”、“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和稀泥”高手。这样的调节各种以及和事佬角色注定了他在位期间难成大业。

二、中庸强调“灵活性”。这是中华“和谐”文化。“和稀泥”只有“圆滑”

和谐文化与中庸灵活性有很大的关联性。

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古人说:“知欲圆。而行欲方。”（《淮南子·主术训》）。

表明。智谋是灵活变通的。而行为必须方正不苟。人生于世。处世的智慧可以圆通、灵活一些。而做事必须恪守原则。不做违背道义、触犯礼法的事情。这是为人处世的方圆智慧。古人还说:“礼有经。亦有权。”（《晋书·志第十》）。意思是说。礼节要有常规的。也要有变通的时候。

“礼”的作用是在于中和。也就是和平。人与人的相处。社会的秩序与国家的治安。都需以“礼”来实现“和为贵”。人学会中和才能不走极端。才能走向成功。但是怎么学会中和呢？孔子说:聪明睿智。用愚笨来调节；功盖天下。用退让来调节；威猛无比。用怯弱来调节；富甲四海。用谦恭来调节。这就是损抑过分。达到适中状态的方法；古人推崇恭、慎、勇、直的为人处世美德。但同时必须用礼字来中和才算得上完美。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为了使个人品德修养要遵循中庸之道。即追求不偏不倚、恰到好处的行为标准和完美目标。孔子还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这是中庸的艺术。

中庸思想主张和而不同。维护矛盾的同一性。追求个人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这种指导思想要求协调处理个人与群体。家庭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等各种关系。以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与整个社会关系的稳定为最高目标。这是和谐文化的基础。

中庸的处世方法。即在遵循社会法治与道德基础之上。在不违反各人根本原则的前提下。像一道润滑剂。把人与人之间因凌角的摩擦而可能产生的矛盾及时化解。其宽广的胸襟和“大智若愚”的智慧。能让人们在莫测的世事沧桑面前处变不惊。

历史上中庸灵活性智慧的运用。不乏许多仁人志士。但做好一定掌握得有分寸。在南怀瑾先生看来。冯道做到了极致。冯道曾事四姓。相六帝。在时事变乱的八十余年中。就像不倒翁一样始终不倒。论品格。清廉、严肃、淳厚、宽宏。无懈可击。论才识。深谙中庸处世之道。深浅有度。中正平和。大智若愚。冯道有诗云:“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须知海岳归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清朝康熙年间有个大学士名叫张英。一天张英收到家信。说家人为了争三尺宽的宅基地。与邻居发生纠纷。要他利用职权疏通关系。打赢这场官司。张英阅信后坦然一笑。挥笔写了一封信。并附诗一首：“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接信后。主动让出三尺宅基地。邻居见了。也主动相让。最后这里成了六尺巷。这个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流传至今。

我们做事尤其是比较难的事。若按照中庸的要求和原则去实践灵活性。和谐就距离我们不远了。而和谐能够双赢、多赢。

三、中庸大事讲“原则”。小事讲“灵活”。“和稀泥”不分大小只讲“灵活”

何为大事小事？关系全局利益的是大事。关系真、善、美的是大事。关系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的是大事。

大事比如李世民刚即位不久。突厥打到长安。形势万分危急。李世民一边部署防御。一边单骑与突厥可汗对话。让可汗退兵。长安府库财宝钱粮随意搬这里。退兵不割地是大事。是原则；钱粮虽重要。但送走了再挣。这就是小事。是大事讲原则。小事讲灵活。且两者相结合的典范。

关羽既得罪曹魏。又得罪东吴。结果兵败麦城。是只讲原则不讲灵活的典型。

曾国藩和左宗棠一生的交往就是过于偏狭。“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虽然为湖南同乡。且曾国藩对左宗棠有推荐之恩。但两人在皇上身边成为权倾朝野的重臣后。却反目为仇。水火不容。把精力耗费在一场硝烟四起却没有赢家的战争中。实事求是讲。二人交恶乃性格偏向所致。但为公不为私。这算是大事讲原则。但在两人相处的事上却不讲灵活。

东方朔一生都奉行“大隐隐于朝”。过于明哲保身。装疯卖傻。而忽视了个人的名节。薛宝钗也是过于明哲保身且冷漠自私。不受欢迎。被凤姐评说为“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人。落得一生孤独。这都是小事不讲灵活。

秦桧一味求和。不惜杀害岳飞。是只讲灵活不讲原则的典型。

做到大事讲“原则”。小事讲“灵活”。即做到外圆内方。确实很不容易。外圆要圆如老子所说的“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纳”。内方要方如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为仁”。“人而不仁如礼何？”做到内在自觉与外在约束的统一。于此才有高尚的品德和气节。有智慧的人生。这是至德至美的境界。

古人对过犹不及有深刻的认识。认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认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认为“满招损。谦受益。”……

识时务者。在乎为俊杰。古语说:“处治世宜方。处乱世宜圆。处叔季之世当方圆并用；待善人宜宽。待恶人宜圆。待庸众之人当宽严互存。”即是说。处在太平盛世。待人接物应严正刚直。处在天下纷争的乱世。待人接物应随机应变、圆滑老练。处在国家行将衰亡的末世。待人接物要方圆并济、交相使用；对待善良的人。态度应当宽厚。对待邪恶的人。态度应当严厉。对待一般平民百姓。态度应当宽厚和严厉并用。

韩非子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是在说。世道不同了。事物改变了。处世行事的方法也有相应变化。黄炎培先生的座右铭是:“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比守信。行必踏实；事闲无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保持中庸、不走极端、深浅有度、恰如其分。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过于锋芒毕露往往为世俗所不容。过于委曲求全又被视为软弱。只有外圆内方、刚柔相济。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周旋有术。游刃有余。

国人历来主张“道不虚谈。学求实效”。中庸是传统文化的精髓。需要后人在的新时代下学思践悟。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只有追求中庸的至德。才能形成向善向上的力量。才有文化自信。也才能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中庸的至上道德。能让我们敢于担当。敢于亮剑。保持风骨、气节、操守、胆魂；中庸的智慧。能让我们处世立身。行稳致远。

和稀泥。无论是作为一种立场还是观点方法。它都因无文化之根。像浮萍一样漫无目的地漂泊。让我们很难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甚至于问题会越“和”越多。越聚越大。而中庸。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却能发挥德治的作用。并能成为一种文化扎根于我们的思想和灵魂中。让我们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