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为什么写“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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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先父遗传。司马家世袭史官。司马迁有先天赋得的异秉。所谓英才天纵；二是后天习得。从小饱览了皇家史册或典藏。对别人是禁脔。对司马迁是必读书；另外他对名山大川的游览也是化作笔下锦绣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古人所谓：山水者。大块之文章；文章者。案头之山水。三是李陵之祸之后。他生无可恋。唯有一杆秃笔。聊可疏解胸内积愤。用佛洛依德学说来解读。司马迁所有的欲望都升华为写作。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就是这么诞生的。少了任何一个条件都会让这部煌煌巨著逊色。这也是司马迁之后。人间再无能与史记相媲美的煌煌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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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在史学和文学方面都堪称不朽的传世经典。其价值不可估量。论历史跨度、论内容的翔实丰富、论文采……迄今无出其右者。

能创作出这么一部皇皇巨著的人。自然也不同凡响。除了要具备渊博的学识。还得有过人的意志力。司马迁为什么动念写这样一部书？又是什么支撑着他完成了这项大“工程”？

研究《史记》、研究司马迁。有两篇文章是必须烂熟的：一个是《太史公自序》。一个是《报任安书》。司马迁的心路历程。在这两篇文章中表述得非常完整清楚。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两篇文章的内容有很多重叠之处：都提到了自己创作《史记》的初衷。都概述了自己的人生遭际。并且对《史记》做了大概的介绍。然而细观下来。会觉察到两者有显著的区别。

先说《太史公自序》。一上来。就是“先人有言”——全文多次提及“先人”二字。可见这个“先人”对司马迁影响之深。

“先人”指的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一职。太史令是专司政府资料档案文件的官员。一天到晚接触的就是各种外面见不到的古籍史料。司马谈本人也是卓有成就的史学家。这就为司马迁走上史学研究道路提供了绝佳的条件和环境。

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接替其父成为新一任太史令。兼承家学及工作便利。博览古籍；再加上二十岁开始漫游全国的经历。使他已经有足够的积累来完成一部史书。于是。四十二岁那年。司马迁着手写作《史记》。

《太史公自序》中。他反复提及先父所言。表明自己的著述首先是为了完成其父之愿。传承祖业——这是他写作《史记》的第一个原因。

对于司马迁的写作动机。曾和他一起参与定律例的上大夫壶遂提出过质疑。壶遂认为。孔子作《春秋》是因为不被当时的掌权者赏识。不得已而为之；你司马迁如今“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干嘛还要做这种事？

对此。司马迁的回应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这是我的职责！

司马迁再次引用他父亲的言论。历数以往各朝各代：伏羲时创作《易》的八卦。唐尧、虞舜的功绩由《尚书》《礼》《乐》记载。商汤、周武的隆盛见于《诗经》。对夏商周三代美德进行褒扬的是《春秋》。而我们汉朝建立以来。直至当今的圣明天子。顺天应人。威震六合。做臣子的。对此竭力颂扬。仍觉不够。贤能的士人不被任用。是君主的耻辱；圣主在上而其仁德未被记载传扬。则是史官的失职了。而我就担任过这个职务。如果废弃主上的明圣和盛德不记载。埋没了功臣世家和贤大夫的功业不记述。违背了祖先的教训——那我的罪过就大了！履行职责。恪尽本分——这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第二个原因。

肯定有人会说：这不是在拍皇上的马屁吗？说实在的。就是这么回事儿。司马迁写《史记》是为了替汉武帝歌功颂德？当然不是！但在当时。他要把这件事做下去。首先就要找个立得住脚的理由。把自己写作的初衷定义为“颂扬今上的功绩”。这就堵住了那些质疑者的嘴。

这两条理由都中规中矩、冠冕堂皇。但都不是最重要的。读过《报任安书》才会知道。司马迁坚持完成《史记》。最根本的动力是——为了自己。

我十年前第一次背诵《报任安书》。到现在。这封信来来回回背过不下百遍。这篇文字的亮点实在太多：内容丰富、情节曲折、文采洋溢……正是这些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使我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作者的心情。

司马迁在这封书信中称自己为“刑余之人”“扫除之隶”“闺阁之臣”“刀锯之余”——可见。他心里的自卑。古代的各种酷刑。如车裂、菹醢等。固然令人发指；但相比起来。另一类更惨无人道。其中的代表就是司马迁所遭受的宫刑。

前一类刑罚只是把肉体上的痛苦放大到极致。然如黥刑、宫刑等。则是对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前一类刑罚再痛苦。也持续不了太久。因为它是致命的。人一死痛苦也就随之而去；而像宫刑这样的。不会致死。而是让人在耻辱中苟延残喘。真正堕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地狱。

《太史公自序》是为《史记》写的序言。措辞表意当然要规范谨慎；《报任安书》是给朋友写的信。自然更随意。可以在其中坦露心迹。

司马迁借这封信详细地回顾了自己人生中的这次重大变故。倾诉了心中的委屈和愤懑。甚至还有怨恨。他怨李陵不能守节而选择降敌——虽然承认他是个国士；他怨当自己遭难时。身边的朋友亲信没有一个站出来替他说话——虽然他将其归罪于自己平时不热衷于维护人际关系；他怨汉武帝曲解了自己的意思。施以重刑——虽然口头上说是自己没把话讲明白。导致圣上误会。总之。自己无端蒙受这样的不白之冤。真是悔恨交加……

在这种心境下。说他含辛茹苦写《史记》是为了歌颂谁——鬼才信！

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对于“尊严”看得非常重。他们有一种源自身份的骄傲。而在司马迁所处的那个历史时期。宦官的地位是极低的。尤其是在士人眼中。根本不屑与之同列。

孔子到卫国。看见卫灵公和宦官雍渠同乘一车。马上离卫国而去；商鞅觐见秦孝公。是宦官景监引见的。赵良据此劝商鞅引退。因为觉得他进入仕途是借了宦官的力。很不光彩。那个时候宦官在士人心目中的形象便是如此不堪。

司马迁觉得。自己身居大夫之列。本就不该受刑；受刑也就罢了。偏偏受的是宫刑！这样的耻辱。使他终其一生都活在尊严被摧毁的痛苦中。

首先是来自外界的压力。《报任安书》中两次提及“为天下观笑”“为乡党所戮笑”——他在邻里乡人前再也抬不起头。任人指指戳戳。另一方面。在朝中。他也无颜再说话。

任安之前给他写信。建议他向朝廷推荐贤才。司马迁在这封回信中反复申明：像我现在这种情况。还有什么脸、什么资格再“推贤进士”呢！我这样的人在朝堂上说话。不是轻蔑朝廷。羞辱当朝的士人吗？如今的情况。无论我用什么言辞来美化自己、为自己分辩。也是徒劳。没有人会信。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

一句“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让人深切地感知到其处境的艰难。

其次是心里的纠结和自卑。他自陈。从先人开始。家里就是史官。而这个官职的地位。用他的话说。是“被主上玩弄。如乐工、戏子一般被畜养。被世俗所轻蔑的”。

本来已经是这样。再加上自身遭受如此不堪的刑罚。真是低到尘埃里去了。“士可杀不可辱”。这样被人轻视、践踏地活着。远不如一死痛快。然而他思来想去。又不能选这条路。

原因就是他认为自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自杀时机。他觉得若要保全名节。就应该在受刑之前自我了断；若因为一时迟疑。拖到受刑之后再自杀。那便于事无补了。

再有。他自我评价。当目前为止庸庸碌碌、毫无建树。就这么死了。不但不能触动任何人。反会遭人耻笑。

那么把自己的冤屈表达出来。向世人申辩。又是否可行？

司马迁说。没用。道理很简单：“于俗不信”。既受了刑。便再也没有人相信他是清白的。此时再辩解。徒然自取其辱。

不能以死解脱。又不能将委屈宣泄出来求得他人同情；在朝为官不敢说话。又不能致仕退隐；在乡里抬不起头。连为父母上坟的脸面都没有；出门被人指指点点。在家自己愁肠百结。司马迁描述自己日常的状态就是心里总恍恍惚惚。若有所失。出了门不知道往哪儿去；一想到自己遭受这种耻辱。立刻汗流浃背。把衣服都湿透。这才真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理由可以支撑他活下去——未竟的事业。他在两篇文章中历数了自古以来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各位先贤。称其为“倜傥非常之人”。其中包括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李斯、韩信等。这些人都有过常人不堪忍受的遭遇。却仍做出了非凡的成就。这就是志向和意念的作用。

显然。司马迁将自己也列入其中。他希望能凭借一部旷世之作传名于后世。一雪前耻。这是他创作《史记》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细究《报任安书》中这句：“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会觉得其中有一种报仇的快感。

“偿前辱之责”（“责”同“债”）——这是要清算跟谁之间的债？而司马迁此时已被重新起用。任中书令之职。说明皇上已经原谅他了。为什么他又会想到“万被戮”呢？是谁、是什么会导致他有被杀一万次的危险？

这两个问题指向一个答案——他要报复。报复那个曲解了他的本意而用酷刑令其致残的暴君！虽然这样的做法一旦被发觉。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但他心意已决——一定要做！而这个报复的手段就是完成《史记》。利用史官的特权让汉武帝在历史上留下永远的污点。这。是司马迁忍辱负重完成这部皇皇巨著的第四个动力。当然这样的文辞必定是隐晦的、不露声色的。但仍有迹可循。比如《史记·汲黯传》里就有“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这样的语句。这就是在严厉批评汉武帝是个面慈心狠、贪婪纵欲之君。而汉武帝耗尽天下财力。穷兵黩武以满足一己权力欲望；滥杀大臣、残暴专断的恶行。也通过司马迁之笔留在了史书上。

此外。在《封禅书》一篇中。司马迁下笔毫不留情。对当时盛行的封禅求仙的荒唐风气进行了深刻批评。暗中讥刺汉武帝迷信而千方百计祈求不死药的无聊之举。

总之。司马迁口口声声说写《史记》是为了宣扬当朝明君的英明圣德。使其不被埋没；而实际上。《史记》对汉武帝的各种过失毫无隐瞒包庇。整体来看。对其抑多褒少——尽管司马迁作为一名尽责的、有良知的史官。不会杜撰、歪曲事实。但面对这样一个毁了自己一生的“凶手”。他很难在取舍史料、撰写评议时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倾向性。

可以说。司马迁成功了。这部千古奇书使得他的所有目的——传承祖业、尽责守职、洗冤雪耻、名耀后世——全部得以达成。他的人生通过《史记》得以逆转。由一个最卑下、最不堪的身份一跃而为世人仰望。跻身圣贤之列。

如此看来。是苦难和强烈的屈辱感成就了他。而寄托了他全部心血和期望的这部史书。以及其中蕴含的精神。亦遗泽于我们这些后世人。

其他观点：

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已潜心撰述《史记》七年之久的司马迁因替名将李陵败降匈奴的事辩白。触怒了汉武帝。惨遭宫刑。这是人生的奇耻大辱。从身体上说。“大质已亏缺”。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从心态上说。与宦官为伍。被视为无行之人。因此活下来比死去更要痛苦百倍。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说：“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但是。司马迁硬挺着活下来了。他忍辱含垢。发愤著书。耗尽毕生的才华和心血。为自己、为时代、为民族写出了《史记》这部超迈古人。凌驾百世的历史巨著。

司马迁忍辱著书的动力来源于哪里呢？这主要取决于他气势恢弘的人生观和悲壮浓烈的生死观。

以“立德、立功、立言”为核心的激进人生观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曾剖析自己在受宫刑以后所以隐忍苟活的原因：“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这句话直接脱胎于孔子的“君子疾末世而名不称焉”。他又曾用儒家非常激进的 “立德、立功、立言”来鼓励自己的好友挚伯陵勇于事功。好名。尤其好身后之名。追求所谓不朽。是很有价值的。庄子的等死生、齐万物、泯是非。自然是不好名的；佛教讲弃世出家。当然也不好名。但这种消极无为怎么能够作为人类主流思想推动社会进步呢？勇于事功的人生追求。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用父亲司马谈的话：“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这种见解标志着司马迁在生与死的抉择中形成了以“三立”为核心的人生观。同时又将其升华为发愤著书说。司马迁身上有一种 “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气概。“铁肩担道义。秉笔写春秋”。这种自信。既是司马迁的性格特点。也是他在《史记》中所描写的许多人物的共同特征。

三千年的历史长河。其间活跃的人物如鲤鱼跳龙门。什么人才可以有幸跳跃司马迁手中这只如椽大笔的龙门。青史留名呢？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表述他选人入传的标准：“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如。他为商鞅立传的原因是：“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尊其法”；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歌颂刺客：“其事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在《游侠列传》中歌颂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第一次在正史中为地位低下的商人写传。歌颂了许多大商人为社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但我们却恰恰从班固的批评中看出司马迁迥异于常人的选人标准。以及《史记》中这种非同一般的个性色彩。

《史记》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积极入世、勇于建功立业、豪情万丈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人类社会正是靠这种锐气和力量。才得以不断前进。

困厄逆境并不可惧。忍辱奋发方能成功

人的一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栽跟头、受挫折在所难免。在山穷水尽的时候。如何激励自己走出困境、柳暗花明呢？司马迁认为。人在困厄面前应该百折不挠。忍辱发奋。凤凰经历涅槃。方可获得新生。司马迁自己是这样做的。受宫刑对司马迁是奇耻大辱。他宁愿九死而不愿一生。但想到自己尚未完成父亲的遗愿。 “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于是他选择了一条更加艰辛的路——忍辱苟活。发奋著书。因为他有一颗没有被阉割。也永远阉割不了的心。身残处秽而灵魂高尚。他以历史上的周公、孔子、屈原、左丘明等伟大的人物为榜样。在打击中崛起。在困辱中奋进。“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并没有说大话。经过十多年的潜心著述。人类历史的光辉巨著《史记》终于完成。正因为受宫刑这种奇耻大辱。让司马迁擦亮了眼睛。洞察到封建统治者的残酷。他的思想升华了。境界提高了。表现在《史记》中对人、对事的看法更敏锐、更深刻、更理智了。

司马迁不仅自己在逆境中忍辱发奋。而且在《史记》中。他也表现出对这类人物的特别偏爱。极力褒扬那些不怕困难。百转千回的历史人物。如苏秦、越王勾践、范雎、季布。

《苏秦列传》写苏秦穷愁潦倒的时候。“妻不下纫。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用悬梁刺股的毅力发奋苦读。后来身佩六国相印。所有亲人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苏秦感慨万千：“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惮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很多人小富即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就泯灭了自己的进取之心。而一个有作为的人。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屈辱。都毫不妥协气馁。越是被逼到绝境。越能触底反弹。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在中国妇孺皆知。蒲松龄称颂他：“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范雎早年曾被魏齐所害。千辛万苦逃到秦国。几经奋斗。做了秦相。逼得魏齐自杀。报了深仇；韩信曾受胯下之辱。项羽的猛将季布曾屈身为奴……他们之所以忍辱含垢。目的就是为了将来有东山再起之时。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远大的人生抱负。

人生路漫漫。人们常说：“三贫三富不到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应当怎么面对逆境和挫折呢？是一蹶不振还是擦干眼泪奋然前行呢？司马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章可循的光辉典范。“不平则鸣”、“穷而后工”。这既是对不幸者的宽慰。也符合“祸兮。福所伏”的辩证法则。司马迁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异常宝贵。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

孟子曾就生与死的问题谈过自己独到的见解：“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勇于面对。敢于担当。司马迁对生死问题的看法与孟子英雄所见略同。他认为：人在生死关头要慎于抉择。要死得重于泰山。万不可死得轻于鸿毛。司马迁由于惨遭宫刑。为此而痛不欲生。在生与死的十字路口。十分矛盾痛苦。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最终选择活下去。因为这里面蕴涵着一个有无意义、有无价值的问题。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只是一个小小的太史令。如果这时候他死了。“与蝼蚁何以异？”最终他也将沦为历史长河中的沧海一粟。有谁会记得一个被封建专制统治戕害的小生灵呢？而如果他选择活下来。虽然身心会倍受摧残。但司马迁坚信他的著作会千秋万代地传下去。一切都将大白于天下。千秋功罪留待后人评说。如果这样。即使被戮杀一万次。又有什么可后悔的呢？我们很庆幸司马迁做了这样的选择。不然。于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学等方方面面都将是一个空前的损失啊！司马迁在《史记》中宣扬了一种壮烈的生死观。生要生得轰轰烈烈。死也要死得感天动地。

项羽兵败垓下时。他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乌江。李清照颂扬他的诗永远回响在历史的天宇：“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项羽虽死。英名永存。

陈胜在生死关头的勇敢抉择让司马迁景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壮士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短短几句话。句句涉及生死的大问题。陈胜认为要死就要为国家大事而死。这样的死顶天立地。

蔺相如先是为了和氏璧。后又为了赵国的尊严。两次在强秦面前奋不顾身。司马迁对此无限敬佩。他说：“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这里整个谈的都是生死观的问题。蔺相如的“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话铮铮作响。坦荡无私。

《史记》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三千年历史大舞台上一个个鲜活的人和事。更是我们做人的典范。司马迁借历史这个大舞台。弹奏出了贯穿于《史记》的昂扬向上、永不言败、惊天动地、激烈悲壮的时代主旋律。《史记》极富阳刚之美。是一部男子汉的书。《史记》中的英雄人物群像身上体现出的是悲壮而不是悲哀。它永远不会让人颓废消沉。而是激发人热血沸腾。急进拼搏。我们现在经常在谈论对人的“三观”教育。司马迁的人生观、生死观、世界观就是绝好的教材。它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如何体现生命最大的价值。使人生绽放出最灿烂的火花。司马迁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然而他的精神尤其伟大。这种精神将会经天贯日。与日月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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