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为什么在官场上一直失意,是他不会做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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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读过复旦大学王水照先生谈这个问题的文章。我觉得分析的还很全面。大概有这样几个原因吧:

1.与北宋新旧党争有关。

2.与苏轼的职位责任要求有关。

3.与苏轼的个性有关。

其他观点：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一生。前途坎坷。而其诗词颇得意趣。真可谓是“官场失意。文坛得意“。

那么。苏轼做为宋代的一位文人士大夫。他到底会不会做官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怎么做官。会不会做官。这其实包含至少两层意思。

（一）会不会做官。指如何运作官场。

苏轼。他了解不了解官场。懂不懂官场规则。官场是如何运作的？

1。苏轼的爷爷苏序。出身书香门弟。文章也很好。有一定影响力。虽然没有做过官。可是。后来被追封为太子太傅。

2。苏轼的伯父苏涣。苏洵的兄长。阆州为官。累赠太中大夫。

3。苏轼的父亲苏洵。屡被政坛大佬欧阳修推荐。苏洵退而不仕。

4。苏轼的弟弟苏辙。进士出身。宋神宗、宋哲宗两代为官。高宗时累赠太师、魏国公。宋孝宗时追溢“文定”。

5。苏轼本人。他的举荐老师是当时文坛领袖。也是内阁政要。苏轼还广交友好。结交了很多官场同僚。

无论从家世。还是从他的职场生活上讲。说苏轼不熟悉官场。不懂得如何运作。那恐怕是不可能的。

（二）会不会做官。指做官为政的能力。

苏轼。进士出身。他有没有为政一方造福民众的能力？

1。苏轼曾官拜“翰林学士知制诰”。此官职一般由学富五车的最知名的资深学者来担任。宋代的宰相、皇帝的首辅大臣往往必经这一关。

2。苏轼在山东密州任上。时值王安石变法实施阶段。苏轼实行了减税、补助农户。扑杀蝗虫等措失。把该地损失减少到最小。该举措得到皇帝嘉奖。

3。苏轼在州任上。逢遇百年不遇的大水。黄河决堤。危及徐州城池及周边黎民。苏轼亲临一线治黄。跋沙涉泥。几经周折。终于引黄改道入旧河。成功解围徐州。万千黎民免于水灾。

4。苏轼在杭州任上。修建中国首家地方公立医院。以服务地方百姓。修建苏堤。疏通西湖。造福一方。恩泽万世。

苏轼为官。勤政。亲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可以认定。苏轼是个合格的官员。

5。在对待王安石及司马光施的态度上。更体现了苏轼的政治眼光。事实证明。王安石变法太激进。而司马光全盘否定变法又太过保守。苏轼是冷静的智者。具有政治家素养。

所以。苏轼肯定是会做官。而且会做个好官。胜任的官。替君分忧。为民造福。

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

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一）苏轼“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苏轼被贬惠州。某日。苏轼酒足饭饱。由几位婢妾陪同散步。无可救药的乐天派苏子。这时候呢。打着饱咯。摸着凸起的肚皮。笑嘻嘻地问左右：“你们猜。我这肚子里装满了什么东西？”有人说当然是满腹经伦啦！有人说。应试是超越文字的天纵才华。苏轼不以为然。唯有侍妾朝云幽幽道：“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东坡闻言。哈哈大笑。捧腹笑曰：“知我者朝云也！”

苏轼。实名第一的进士。诗词书画无所不精。儒道禅贯通的文人士大夫。冷静的智者。他当然懂得如何纵云梯入蜀道。只是。不愿意逐流水随流波而已。

苏士。文人士大夫的典范。士。应该有士的样子。士的情怀。士的独立之精神。士的担当。高知高智。云泥之别。正在于此！

其他观点：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苏轼是我最喜欢的古代文人。但他一生宦海沉浮。官场颇为不顺,这其中细究起来。原因很让人感叹。

苏轼的艺术才华早就被人熟悉。历代将苏轼与李白并提者甚多。可见苏轼在文学上的成就之高。更何况苏轼的艺术成就几乎是全方位的展现。实在为中国历史所罕见。其诗、词、文章声名远播。而且在绘画、书法、音律等方面面也成就卓著。苏轼还是一个大教育家。他在被贬海南儋州之时。大力兴办学堂。在他北归后。有宋以来一百多年从来没有进士及第的儋州就有一人举乡贡。可见其教育成绩显著。更不要说“苏门四学士”也是大名鼎鼎。难能可贵的是苏轼还是一个充满人情味。满身烟火气。豪迈大气、满满正能量的人。这就使得苏轼既可敬。更可亲。还可爱。

苏轼除了艺术才华之外。执政才能也多有彰显。苏轼并不似一些文人只会夸夸其谈。而是确有经世致用之才。比如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在徐州任知州。适逢洪水暴涨。徐州城百姓惊慌逃跑。苏轼临危不乱。身体力行。组织军民抗洪。终于保住了徐州城。此后他改任湖州知州。也是政绩卓著。至于后来二次任职杭州。更是表现出了卓越的执政能力。

就是这样一位奇才为何在官场上一再失意呢。我以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性格决定命运；二是时运不济。

先来说一说性格决定命运。

苏轼21岁随父亲苏洵出川参加科举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技惊四座。得到了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的青睐。称苏轼“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苏轼因此一举成名。按理说此后应该是平步青云。一帆风顺。其实不然。苏轼在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因对新法不满。遭到了王安石的排挤。被迫离开京城。任职杭州通判。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地方任职经历。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调任湖州知州。照例要给皇帝写一封谢表。本来是例行公事。苏轼作为一个文人。却在谢表上加了一些具有个人感情色彩的文句。结果被新党利用并加以攻击。他们从苏轼的旧作中挑选出了一些他们认为隐含讥讽、对皇帝不敬的句子。意欲置苏轼于死地。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幸好赵匡胤定下了不杀士大夫的国策。加上朝内一些大臣的仗义执言。苏轼才躲过一劫。

“乌台诗案”的巨大打击成为了苏轼一生的命运转折点。此案后苏轼开始心灰意冷。此后他转任一些没有实权的小官。生活也变得很是拮据。

司马光重新执政后。打压新党。苏轼才被启用。但是苏轼对于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执政后尽废新法的做法很是不满。再加上旧党中一些人的腐败现象。苏轼也对此提出了批评。结果又遭到了旧党的打压。这样苏轼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只好再度自求外调。

哲宗登基后。再次起用新党。苏轼又一次遭到了新党的打击。时年已经62岁的苏轼被放逐到了海南儋州。这是仅次于满门抄斩的次一等处罚。一直到徽宗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踏上了北归的旅程。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苏轼北归途中不幸病逝于常州。

纵观苏轼一生的仕途。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命运多舛”。之所以如此。我认为和苏轼的性格密不可分。就拿“乌台诗案”来说。本来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苏轼偏要在写恩表中加上一些带有一些明显个人感情色彩的句子。从文人的角度看。苏轼这样做没有什么问题。但从政治角度看。就显得比较幼稚了。倒不是说苏轼智慧不够。他只是没有把人心想的那么卑劣。结果给人拿住了把柄。差点丢了性命。

自古以来。凡是做官必须要做到脸厚、心狠、腹内黑。往小了说这叫权谋。往大了说这叫政治智慧。苏轼即便已经做了官。但还是带有鲜明的文人色彩。比较单纯。所以才会一再受挫。

其次苏轼性格中还有率真的一面。做人。率真是不可多得的优点；做官。率真就成了致命弱点。正因为苏轼“率真”。才会既反对新党。又反对旧党。在苏轼的官场哲学里。还没有学会“顺从”“投机”和“妥协”。所以无论新党还是旧党执政。苏轼都是被排挤的对象。这一点正是苏轼身上可爱的一面。但也是苏轼做人成功。做官失败的“悲剧”所在。

苏轼仕途不顺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有些宿命论的因素。就是时运不济。

其实。做官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一个人的才华。是否有官运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着一个人政治仕途上的成就大小。苏轼21岁科举考试。名动京城。正要大展宏图。不料。先是母亲去世。他只能和弟弟回家奔丧。守孝期满后。官场刚有点起色。父亲苏洵又去世。只得再次守孝三年。等他守孝期满出山时。官场早就物是人非。当初欣赏他的欧阳修等人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都被贬出了京城。对官场的这种新变化。苏轼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就莽莽撞撞的指责新法措施。引起了王安石的不满。只好自请离开京城。从此远离了北宋的权力中心。

如果苏轼一直在京城的权力中枢。估计“乌台诗案”也不会发生。正是因为他远离朝廷。“乌台诗案”爆发后即被逮捕下狱。连向皇帝自辩的机会都没有。只能被动的等待别人的营救。所以苏轼一生在政治上确实是一个悲情人物。这也正是一千年来众多文人雅士同情苏轼的原因。

不过。话说回来。苏轼正因为政治上的不顺利。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文学创作上。比如他在一生最灰暗的时候也就是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的时候。就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的千古名作。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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