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对夏朝和商朝都有详细的描述,司马迁是如何获得一两千年之前的史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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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也千万别对《史记》抱一种轻蔑不屑的态度。那只能反证自己浅薄。几乎所有严肃的古代史学家和当今学者。都对《史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包括《夏本纪》和《殷本纪》。

篇幅有限。商朝历史也更清晰。咱们着重聊《史记》的《殷本纪》。看看司马迁都依据了哪些史料。

《殷本纪》对商代史研究具有根本性的极高的价值。

2011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的重要成果。由宋镇豪先生主编的11卷本《商代史》正式出版。这部700多万字的断代史。填补了中国上古史的空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开创性工作。

这部书的第二卷。是韩江苏、江林昌所著的《〈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徵》。两位作者。开篇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引录如下——

“从史料学角度看。我们今天研究商代史的材料已比较丰富。不仅有历代 史学家补充积累起来的传世文献。更有20世纪考古发现的大量地下材料。 在这众多材料中。最根本最重要的材料还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这不仅是因为《殷本纪》产生于公元前100年前后。体现了其时间的早期性； 也不仅是因为《殷本纪》以世系为时间坐标。以历代殷王贵族大臣为叙述中 心。钩稽商民族自先商时期至整个商代长达约一千年的历史。体现了其系统 完整性；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作《殷本纪》时。所用材料的原始性和叙述史事的公正性。从而使其具有相当程度的客观可靠性。《殷本纪》的系统完 整性为我们构建商代史提供了框架基础。而其客观可靠性又使我们复原一个真实的商代史成为可能。 《殷本纪》与《五帝本纪》、《夏本纪》、《周本纪》一样。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史料价值。与司马迁著述《史记》时的主客观方面因素有关。”

关于司马迁的家学和师承。

司马迁的始祖。是五帝之一颛顼氏属下的大臣重黎氏。掌管天文地理。重黎氏历经唐、虞、夏、商。世代为天官史官。至周朝。重黎氏之一支任司马之职。赐姓司马氏。周宣王时。司马氏担任史官。继守先祖之业而因袭相传。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为汉武帝麾下太史令。司马谈的老师。是汉武帝时著名天文学家唐都、当时著名的《易》学家杨何。以及道家学派的黄生。司马谈由此形成了自己对先秦学术的系统认识。著有《论六家要指》。

司马迁后来的成就。与司马谈的史学家教密不可分。

司马迁十岁左右通习古文。所谓“古文”。既是指识读古文字。也是指诵读以古文字书写的先秦典籍。 向古文经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董仲舒《公羊春秋》学说主张大一统思想。对司马迁写作《史记》有重大影响。

关于《殷本纪》史料的原始可靠性。

司马迁从小饱读先秦典籍。熔铸先秦古书文献。确保了《殷本纪》史料的原始可靠性。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他继父之职。任太史令。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博览皇家图籍。经过西汉前期的努力。到司马迁时。皇家图书资料已很丰富。孝惠四年。朝廷下令去除挟书之律。壁藏者纷纷显身。文帝之时。更开献书之路、立博士之官。及景帝、武帝之时。已是百家腾跃；河间献王、鲁恭王好书求士之风。更是闻名于天下。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都聚集到了司马迁那里。他说：“迁为太史令。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于是乎。“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

这种独特的条件。使司马迁进一步广读天下群书。对先秦传世古籍得以最全面把握。 正是在此基础上。司马迁在编写《史记》时。能采集先秦传世典籍。并将其融汇贯通。条理分类。从而将五帝以来2500年左右的上古文明史作了全面的反映。 司马迁自己说到了他写《史记》所依据的主要典籍——

1。“六经”典籍。

《太史公自序》说：史记“凡百三十篇。五十ニ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这是从总体上讲。《史记》所依据的是《六经》和其他典籍。

《孔子世家赞》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这是说。按照孔子的折中办法处理典籍之间的异同。

《五帝本纪赞》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这是说明了《五帝本纪》的文献依据。

《夏本纪赞》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他认为。《夏小正》是可参考文献。

《殷本纪赞》说：“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是说商族祖先为契。这是可信的。

《三代世表序》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他认为。不少古籍的五帝和三代的一些年谱不太可信。所以他的《史记》中没有列入。

2。诸子百家书籍。

《管晏列传赞》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

《孙子吴起列赞》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者。”

《司马穰苴列赞》说：“世既多《司马兵法》。以故不论。著穰苴之列传焉。”

《太史公自序》说：“《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

《商君列传赞》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

《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荀卿。赵人…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这是说到了他所依据的诸子百家书籍。并说世间常见之书他便不再介绍、引用。

3。历史、地理等书。

《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谋》。”

《大宛列传赞》说：“《禹本纪》言河出昆仑。……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十二诸侯年表序》说：“铎椒为楚威王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

《六国年表序》说：“太史公读《秦记》。” 《儒林列传序》说：“余读《功令》。”

这是他依据的一部分历史地理典籍。

有关司马迁著《史记》。博采先秦典籍的事实。《汉书》、《后汉书》均有大致相同的说明——

《汉书・司马迁传赞》说：“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

《后汉书・班彪列传》说：“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

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实录”、“求信”。司马迁作《史记》。自称是 “实述”、“整齐”。《史记》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杰作。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以“实录”精神。博采先秦“六经”“诸子”典籍。 《史记》一书。所明引先秦古书。达一百余种。其中《六经》及记传说解书二十余种。诸子百家书五十余种。历史地理书二十余种。文学艺术书近十种。

关于《殷本纪》叙事的真实性。

司马迁为了编纂《史记》。不仅利用太史令职务之便利饱读天下典籍。还游历天下。进行实地考察。以调查所得的活资料与传世文献相印证。从而增强了《史记》所叙史事的真实性。

他曾“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并多次随从汉武帝巡行天下；还奉使出游西南。

《史记》中有许多关于实地考察的具体记载——

《五帝本纪》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

《周本纪》说：“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ト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 邑。所谓‘周公葬毕’。毕在镐东南杜中。”

《孟尝君列传赞》说：“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魏世家赞》说：“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

《孔子世家费》说：“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袛回留之。不能去云。”

《淮阴侯列传赞》说：“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

当然。不能说《史记》没有不足——其一是秦始皇“焚书”。使无数典籍灰飞烟灭。老司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二是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非“雅言”的一些史料宁可舍弃也不选用。造成了于史实的偏差。比如对于商王世系关于王亥的记载。但这毕竟是白玉微瑕了。

其他观点：

在夏代的奴隶制国家机构中。已设置了史官。《吕氏春秋·先识篇》记载：夏桀荒淫无道。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进行劝谏。

每朝每代都设有史官之职。曰太史令。其中又分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记录不同的活动。如外交、内政、宫庭、祭祀等。自唐朝以逮当政干涉史官故已失去了真实性。历史学家均用“隔代修史”及参考野史来对官方史进行修正。使其更具有真实性。野史即民间文人写的有关历史。大都以传记形式。如清代野史“清史烈传“以写权贵个人而反映当时的史况。相较而言不受官方压抑。更具有真实性。本人学术浅有误之处。望谅！

其他观点：

题干又是错的。《史记》何曾对夏朝、商朝有详细的描述了？

在《史记》中。关于这两个朝代的描述实则十分简略。这一点简单看看目录就可以了然——

关于夏朝的篇目：

本纪：《夏本纪》

世家：无

列传：无

关于商朝的篇目：

本纪：《殷本纪》

世家：各诸侯世家中。部分涉及商末周初的历史

列传：《伯夷叔齐列传》

从目录来看。关于夏朝的记载基本上是缺省状态。关于商朝丰富一些。但是也算不上丰富详细。

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下内容——

以《夏本纪》为例。其大部分篇幅都只与大禹一个人相关。这部分有三千多字。内容主要是记载大禹治水。勘定九州的事迹。

而夏启之后整个夏朝的记载。一共才八百多字。关于很多夏代君王的记载。都只是记录世系。就是这种画风——

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廑立。

关于这些王的具体生平事迹？抱歉没有。

也就是说。从比例上说。大禹：之后所有夏代君王=4：1。这个比例明显是不协调的。为什么不协调呢？无非是可以搜寻到的文献太少了。《殷本纪》因为商朝遗留的历史信息略丰富一些。所以从比例上讲显得协调很多。但依旧十分粗疏。

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生活于春秋后期的孔子就感叹文献的不足。无法证明他对于夏、商两朝礼仪的认知。司马迁生活于西汉。经过战国的烽烟与秦始皇的那一把火。能留存的上古史料必定是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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