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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罗是美国19世纪超验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在他进入瓦尔登湖隐居之前。教条主义盛行美国。为了寻找一种积极向上的思想来引领国人的前进。梭罗决定以实践行动来实验他的哲学思想。
1845年3月。梭罗开始建造他的木屋。在在瓦尔登湖自耕自种了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并写下了堪称经典《瓦尔登湖》。在这里他思考到了人类生活的原本意义。他认为生活只要自己高兴就好了:“人们所赞美的成功生活。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为什么我们要夸耀这一种而贬低另一种生活呢?”梭罗将这种宁静的。与自然对话的生活方式。比喻成一所大学。更有利于思考和学习。其隐居和写作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带给人们一种积极向上。和正确的生活方式。
终南山隐士。则真正做到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是真正的出世。
中国古代的众多文人隐士隐居终南山。不少人结庐终南山。终身未曾离开。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不希望改变别人。只寻求一种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励志修心。不为其他。
实际上。在中国的很多个朝代。人们对隐士都有着一种由衷的尊崇。
后来。可能是统治者考虑到这些隐士严重地与时代脱节。还真的一入终南不复出。便懒得理他们了。这样一来。反倒给了真正的隐士们清修的环境。从此。中国的隐士文化倒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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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除了野外生存。亲近自然外。是有些本质的区别。中国古代文人的隐居。一般是要跑到深山老林里。和原来的生活断开了。是彻底的隐居。有点道家出家修行遁世的味道。清高出世。求道修真。当然个别以隐居之名求致仕之实的除外。
相比梭罗隐居瓦尔登湖。那在中国古代文人的眼里。只能叫写生了。实际梭罗那两年就是一个长一点的写生。他只是亲近自然。享受孤独。体味简单人生。写出了著名的散文集《瓦尔登湖》。当然梭罗常有一些拒税或公民的不服从意思。但他的隐居瓦尔登湖。绝不是逃避或遁世。那两年只是他连续人生中的野外简单生存罢了。和古代中国文人的隐居有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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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说一下。中国古代有些文人隐居终南山是“真隐”。有些则是为了沽名钓誉。走个“终南捷径”。这里我们暂且将前者作为讨论对象。
要说不同。不同的地方太多:背景不同。所反抗的对象不同。诉求不同。但我个人觉得本质在于他们对待自然的方式的不同。前者作为超验主义者。对待自然以宗教般的虔敬;后者身为隐士。更愿意以自然为礼。达成生而为人的最高理想。
与宦官扰乱朝局、忠良无处可立的社会背景不同。梭罗的对手不再是少数虎视眈眈的野心家。而是整个所谓“文明时代”。
当然。梭罗回归亦有个人层面的契机。爱情的失败和其兄约翰的死亡是其中重要的事件。1839年7月。梭罗与其兄同时爱上了17岁的少女艾伦·西华尔。可惜的是。艾伦并没有接受兄弟俩任何一个的爱意。她最后嫁给了一位牧师。求爱风波过后。梭罗与约翰的关系没有因此而生疏。1839年9月。兄弟俩造了一条船。顺着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逆流而上。一直行驶到新罕布什尔州。在那里。他们徒步爬至华盛顿山顶部。接着再顺流而下回到家里。这段美妙的行程后来被梭罗记录下来并集结出版成《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一书。
但好景不长。1842年。约翰因被锋利的刀片划伤手指而染上了破伤风。最终倒在了梭罗怀里。梭罗见证了哥哥的死亡。这给他带去极大的震动。他是如此悲痛。以至于十天后。梭罗出现了与哥哥的病情相似的症状而事实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感染了破伤风。
爱情失利与兄弟逝世使梭罗备受打击。他再没爱上过任何人。然而痛苦还没结束。1849-1859年间。其姊妹海伦、父亲约翰相继去世。更令梭罗陷入精神困境的是。他发现自己与师友爱默生的生态观念也在逐渐背离。
1859年后。梭罗真正成为了无论在生活上还是精神上都茕茕独立、形影相吊的独行者。唯有自然。才能让他产生归宿感。
但是。我们认为促使梭罗真正走上回归之路的是他对工业文明的厌恶。《瓦尔登湖》中不止一次提及他对工业时代中的人因物质而“异化”的痛心和无奈。“且看。人们已经成了自己工具的工具。那位饥饿时自发采摘果子的人成了农夫。那位站在树下以求荫庇的人成了户主”。“我们成天心惊胆战。夜里违心地做着祈祷。寄望于无可把握的前景”。“我们彻头彻尾地在被动中生活。对生活满含敬畏而排斥变化的可能”……在梭罗眼中。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与自然的商品化是紧密相关的。它将使人们失去理性审慎的美好品质。对工业文明中人类种种身不由己行为的长期观察激发了梭罗“撤退”的梦想。1845年。他退居瓦尔登湖畔。开始实现这个梦想。
反观中国的隐士。他们以“自然为礼”。认为既然是上天赠予的礼物。其中就必定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再联想以人的处境。就有了丰富的组合、多样的寓意。一些文人便开始穷极一生地去追寻礼物中隐藏的启示。这样一来。对礼物本身的重视度自然下降。这就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自然”几乎不被当作一个本体研究而总是与人的精神、心灵捆绑在一起的原因之一。它与人的生活融合得这样深切以至于到了一种难舍难分的境界。
且看在中国文人眼里与自然关系最密切的陶潜。其最出名的诗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暗藏的就是一种大隐于市的理想。正是这种理想。激励着中国文人将自然融于人境。形成田园生态文化诉求的心理基础。对于这种心境的概括。北宋理学家程颢做得较好。其诗作《秋日偶成》中有“万物静观皆自得”一句。点明了中国的文人墨客面对自然景致时的普遍心态。即不论所观何景、景在何处。最终都是要归于我心的。
因此。对中国文人而言。自然在何处又有什么要紧?我所求的从来就不是自然本身。它是否拥有原始的风味、又有何人居于其中对我而言影响并不大。
因此。我觉得两者所有的不同都可以建立在他们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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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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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大家都对梭罗隐居瓦尔登湖,和中国古代众多的文人隐居终南山,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感兴趣,不过这这篇解答确实也是太好了
梭罗是美国19世纪超验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在他进入瓦尔登湖隐居之前。教条主义盛行美国。为了寻找一种积极向上的思想来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