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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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几乎每一个朝代都会编撰前朝的史书。也正是如此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两千多年前。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时期。但是在这么多的史书当中。大部分都是中规中矩。所记载的内容也都是经过“阉割”。只保留一些符合统治者需求的内容。不过也有例外的。在古代中国有很么一部神奇的史书。不仅仅是内容“劲爆”。就连它的身世也是充满波折的。这本神奇的史书就是《竹书纪年》。

幸运而波折的“出世”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史官所编撰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西晋初年出土于战国魏古墓当中。之所以说它是本传奇的史书。就在于它幸运的躲过了秦始皇的那一场焚书。我们都知道秦始皇在焚书的时候。规定了除了《秦纪》以外。列国的史书都要被焚毁。当时这本《竹书纪年》因为深埋地下而幸运的逃过了这一劫。

关于《竹书纪年》的出土。也是经历了一番波折。据《晋书·武帝纪》记载：“咸宁五年……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而在《晋书·卫恒传》记载却是:“太康元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同样的《晋书·束皙传》里面记载了:“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在这些记载里面虽然出土的时间不尽相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竹书纪年》是被盗墓者偶然间发现的。

也正是因为是盗墓者发现的。所以等到官府发现之后。这本书已经有相当严重的损害。据《晋书·束皙传》记载：“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不懂古书珍贵的盗墓者。把这五百多年前的竹简当火把用。等官府收缴的时候。《竹书纪年》已有部分被焚毁。再加上后来官府办事不利。在收缴古书过程中又破坏了一部分。史载：“汲郡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

随着“八王之乱”跟“元嘉之乱”的相继爆发。在长期的战火当中。包括《竹书纪年》在内的众多书籍烧毁于战火当中。史载：“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好在荀勖、束皙等人整理了手抄本。这本传奇史书才得以流传下来。

“劲爆”的内容。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

《竹书纪年》之所以称之为奇书。跟它“劲爆”的内容不无关系。我们所熟知的尧舜禹的禅让制。在《竹书纪年》里面成为了血腥的残杀。《竹书纪年》记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按照《竹书纪年》的说法。尧帝并非要将部落交给舜。而是要给自己的儿子丹朱。可惜后来却被舜发动政变给囚禁致死。而他的儿子丹朱也被舜给流放了。后来的舜禅让给禹也不是真的。按照《竹书纪年》的说法。舜也并非主动传位。而是被权臣禹放逐远方而死。

事实上。在同一时期里的《韩非子》对于尧舜禹的禅让。同样持否定的态度。据《韩非子·说疑》记载：“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由此可见《竹书纪年》里面关于尧舜禹传位的说法并非孤证。

《竹书纪年》记载的第二个“猛料”则与商朝圣人伊尹有关。在传统的史书里面。伊尹因为太甲胡作非为。而将他囚禁起来。等到了太甲改邪归正之后便还政于他。伊尹也因为这件事而流芳百世。但是在《竹书纪年》里面。这个故事被彻底颠覆了。

据《竹书纪年》载：“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乃放太甲於桐。而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如果《竹书纪年》的这一说法属实。那么一个古代的圣人将被颠覆。不过这样的说法应该不是很准确。因为根据后来发现的甲骨文。不难得知伊尹在商朝地位崇高。如果他真的发动政变自己当皇帝。那么后来的商朝皇帝不可能给他这么高的地位。

纵观《竹书纪年》的发现、整理以及它的内容。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本充满传奇色彩的史籍。至于它内容的真伪那只能等更多的考古证据出土了才能证实。

其他观点：

公元279年。发现《汲冢书》。“汲”是汲郡。“家”是坟墓。也就是“汲郡坟墓里的书”。它的发现。受到当时和以后文史学家们的重视。近代学者更明确指出。《汲冢书》和西汉发现的古文经以及近代殷墟发现的甲骨。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三大发现。那么《汲家书》究竟包含些什么内容。为什么对它评价这么高呢？

先从它的发现谈起。

公元279年10月。西晋时汲郡有个名叫不准的人。盗掘战国时魏国国君的坟墓。出土大量殉葬品。其中有铜剑、磬、钟、玉律等物。以及大批竹简。每块竹简长二尺四寸。上有用漆写成的古文字四十个。可惜的是。不准不懂得这些竹简的重要性。为了盗取墓内财宝。竟把竹简烧了照明。等到官府得知后。还捡得没烧完的竹简几十车。竹简上的文字是战国时期六国的古文。到西晋时。通行的已是隶书。人们不认识。因为看它象蝌蚪。就管它叫蝌蚪文。这批竹简后经荀勖、和峤、束哲、卫恒和杜预等人整理、研究。改写成当时通行的隶书体。共得书十六部。七十五篇（其中完整的六十八篇。残缺的七篇。总共十多万字）编入当时图书目录中的《中经》。列为典籍。这些《汲冢书》中。有《纪年》十二篇。是最重要的。因它原系用古文写成所以。又称《古文纪年》；又因为是在汲郡的坟墓里发现的。所以又称《汲家纪年》；直到北魏郦道元注《水经》。引用此书作纪年。为说明出处。就特地加上“竹书”二字。称为《竹书纪年》。从那时起。人们也就以《竹书纪年》为正式书名了。

《竹书纪年》是以编年体记事的史书。记叙了夏、商、周三朝历史。记到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后。就接记晋国政事。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后。就只记魏国史事了。至于它的作者。已经无法知道。有的研究者认为是魏国史官所记。如是史官所记的国史。目的是为了保存和流传。决不会拿去殉葬的。因此。又有研究者认为是私人所撰写的编年通史。

《竹书纪年》发现的意义是很重大的。首先。我国按编年形式记载春秋以前历史的书是很少的。《竹书纪年》丰富了我国古代史的内容。如“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王杀季历”等记载。跟古代传说和古代史书都不同。因而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竹书纪年》所记的战国部分。同《史记》的差别就更大。可用以纠正《史记》的很多错误。自从《竹书纪年》发现后。就引起了当时和后世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们的极大兴趣。纷纷引用以研究古代历史。如司马彪就据以驳正了谯周的《古史考》一百二十二条。此外。郭璞的《穆天子传注》。干宝的《搜神记》。郦道元的《水经注》。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欧阳询的《艺文类聚》。李善的《文选注》。刘知几的《史通》。李昉的《太平御览》。王存的《元丰九域志》。罗泌的《路史》。胡应麟的《三坟补逸》。鲍彪的《战国策注》和顾炎武的《日知录》等书。都曾引竹书纪年》来说明历史问题的。可见其史料价值之大。

其次。《竹书纪年》的发现。为整理战国时期的古文字创造了条件。当时参加汲冢古文字整理工作的续咸。写成了《汲冢古文释》十卷。卫恒也著有《古文官书》一卷。并分析了同字异形的文字好几百条。论证了秦朝统一文字以前。战国古文是因时因地而异的。

《竹书纪年》。这部从坟墓里发现的珍贵编年史书。虽然史料价值很高。但同传统的古史说法差距很大。反遭那些传统派学者的非难和排斥。渐渐地不为学术界所重视。唐朝以后逐渐散失。至北宋末年已亡大半。南宋时就只存三卷了。但是。明朝嘉靖年间却出现了一种分上、下两卷的《竹书纪年》。即今本《竹书纪年》。内容跟古本有很大的不同。经清代学者考定是明代范钦的伪作。于是。学者们多方努力作古本的辑铁工作。一时有关《竹书纪年》的著作就达十余种之多。最重要的是朱右曾的《汲家纪年存真》二卷。后来。王国维在1917年依朱氏原书作补充、订正。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一卷。共得四百二十八条又作《今本竹书纪年疏证》。逐条指明今本伪托的痕迹。解放后。范祥雍于1956年出版了《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在朱、王二书的基础上更加增补。1960年朱希祖的《汲家书考》出版。该书从来历、文字、篇目和内容、校理年月、校理人物等五个方面。对汲冢书作了详考。从而将对《竹书纪年》的研究推向了更系统、更全面的阶段。

其他观点：

《竹书纪年》是记载先秦历史的一部史书!

这部史书记载着夏商周到战国的历史。如果是一部普通的史书。也不会一出现就震撼世人。《竹书纪年》的价值取向不仅和《史记》不同。而是相反。它所记载的往往是血腥的军事政变。超出后人接受范围的记载。怪不得老魏王如此有趣。原来是看了这样的书。

但是不管怎么说。《竹书纪年》都有非常大的价值。对研究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有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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