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为何悔用吕惠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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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悔用的人多了。之前写过一篇文章探讨过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缘由。其中有一条就是用人不当、作茧自缚。

曾布倒戈

吕惠卿倒戈还要从曾布说起。曾布当时是北宋三司使。和吕惠卿一样都是王安石的学生。他原本只是个小官。因为受到王安石的重用所以鲤鱼跃龙门。得以进入权利中枢。所以王安石绝对算得上是他的恩师。

可是当曾布收到来自皇宫的一道神秘手令时。变法的轨道就开始发生了倾斜。

发布手令的人是宋神宗本人。这种越过宰相直接向三司使长官下手札的方式本身就极不寻常。而上面的内容更是让曾布陷入了纠结。

市易务是王安石为了推行市易法所设立的。主持市易务工作的也是王安石的心腹吕嘉问。吕嘉问为了多出政绩。仗着王安石为其撑腰。根本不把主管市易务的三司使曾布当回事。为了敛财创收（王安石变法实质）。动用一切手段打击和市易务争抢买卖的商人。

现在摆在曾布面前的就两条道。一个是按照宋神宗的旨意严查市易务。但是却得罪了恩师王安石；另一个就是选择对宋神宗的旨意阴奉阳违。帮助王安石维持新法。

这事对于政治人物来说不难选。皇帝才是大boss。还能顺带打击一下眼中钉吕嘉问。所以曾布开始朝吕嘉问下手了。

王安石带着小弟吕惠卿和宋神宗杠上了

于是王安石再三坚持。让吕惠卿和曾布一起调查此案。

这又是王安石的一步昏招。吕惠卿这人也和曾布一样。都是靠着王安石提拔上来的。王安石对于吕惠卿的学识和能力十分欣赏。好的跟父子似的。王安石在向宋神宗推荐吕惠卿时。甚至说：“他日共致太平。惟惠卿一人可望。”你想想这是多么高的评价。

但是说王安石识人不明真的没错。因为宋神宗都看出来吕惠卿此人“但才能过己便忌妒”。曾布和吕惠卿同时王安石的左膀右臂。但是随着曾布的迅速升迁。导致吕惠卿的忌恨。

此时的曾布和吕惠卿。虽未明争。但已暗斗。如今两人一共调查市易务。背后有站着宋神宗和王安石两位大佬。可想两人的斗争会到什么地步。

王安石这家伙。一手造成的混乱局面。结果最后却来一句我累了。你们玩吧。拍拍屁股走人了。

吕惠卿的阳光大道

王安石罢相后。吕惠卿就被宋神宗提为副宰相。和宰相韩绛一起继续变法。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吕惠卿这第一把火就烧到了老对手曾布身上。大权在握的吕惠卿对曾布穷追猛打。导致曾布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贬到了尧州。他曾经力保的吕嘉问也被贬到了常州。

吕惠卿可是玩的一手好棋。既打击了老对手。又处置了惹得民怨沸腾的吕嘉问。在短短半年时间里。朝廷百官就形成了唯吕惠卿马首是瞻的趋势。简直是门庭若市。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个人。那就是韩绛。他可是吕惠卿的顶头上司。看到吕惠卿人气这么旺。他当然心里会不满。但韩绛政治手腕不够厉害。根本不是吕惠卿的对手。他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一直在等待时机咬吕惠卿一口。哪怕是鱼死网破。

眼见朝廷中对吕惠卿的非议越来越多。韩绛密奏宋神宗。赶紧把王安石再找回来吧。宰相之位我也不要了。

宋神宗一听也是。吕惠卿主持变法这么久越搞越差。看来还是得靠王安石。于是。宋神宗再次诏令王安石迅速回京主持大局。

吕惠卿这下子傻眼了。

王吕之争

前面说王安石回家去了。其实他心里还想着重出江湖威震武林呢。于是他一接到宋神宗的旨意马上回京当宰相去了。

那变法老大哥的位置肯定就不是吕惠卿的了。这让吕惠卿可受不了了。怎么个意思你这老家伙都走了。现在回来干嘛。于是吕惠卿干脆自立门户。公开和王安石搞分裂。

虽然王安石劝宋神宗说吕惠卿还是很有才能的。不能过分苛责。但是吕惠卿可不管这一套。他屡次找大老板告状。还说有我没他。有他没我。

这下群臣见风向变了。马上开始踩吕惠卿。到处都是弹劾之声。

吕惠卿看实在斗不过王安石。现在又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干脆以退为进。辞职不干。

这时有一个小人蹦出来了。他叫邓绾。原本只是个陕西宁州通判。为了快速升官就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得到宋神宗和王安石的赏识。被提拔到朝廷做官。当在京的同乡嘲笑他时。他却毫不在意的说：“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

等到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邓绾就投靠了吕惠卿门下一起打击王安石。

现在王安石回来了。邓绾就很紧张。于是为了将功折罪。就朝吕惠卿背后狠狠插了一刀。他上书控告了吕惠卿和其弟吕升卿。趁着实施新法之便。和华亭知县张若济狼狈为奸。强借富民五百万钱。用以私置田产五百顷。

不得不说。小人就是能一招制敌。你看那么多弹劾吕惠卿的都是皮毛。这邓绾一举报马上就把吕惠卿往悬崖推。

这是变法七年来最大的一桩以权谋私案了。宋神宗对此非常震怒。但是因为案情重大。涉及朝廷高层政治斗争。办事人员不敢得罪任何一方。所以无奈之下使用了拖字诀。吕惠卿只是被贬黜京师。后来还是当了不少年的官。

宋神宗说我也累了

王安石之前被权利斗争搞得头大。干脆一走了之。现在宋神宗也被搞得头昏脑涨。正好反对变法的官员纷纷借吕惠卿一案再次弹劾新法。要求宋神宗停止变法。

宋神宗说停止变法可以。但还有一件事要办。那就是把王安石和吕惠卿日益做大的党羽铲除掉。

于是在吕惠卿案还没搞清楚时。宋神宗就开始打击变法派的势力。变法派的中坚力量基本上都被放逐了。

虽然王安石没被撸下去。但他又表示累了。想要回乡。但是他没找皇帝说这事。皇帝就把他找来了。给他看了一封奏书。

这奏书是被贬到陈州的吕惠卿上的。想必大家拍脑袋也知道上面写了什么。无非就是说王安石父子勾结朝廷谏官。诬陷于他等等这些事。总之就是泼脏水嘛。不过倒也没诬陷王安石长子王雱。他对恩将仇报的吕惠卿极为痛恨。所以做了手脚。但是手脚没做干净。反倒被吕惠卿党羽抓了把柄。结果吕惠卿马上参了王安石父子一把。

后来王雱也挺惨。连累了父亲后他过意不去。本就体弱多病的他一病不起。三十岁就英年早逝了。

总结：

回顾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可以清晰的看到吕惠卿在其中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吕惠卿的倒戈。为变法蒙上了阴影。正是内部的倾轧斗争。让王安石黯然退场。

其他观点：

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就因为交友不慎。遭到了昔日好友的恩将仇报。这个人小人就是吕惠卿。他虽然在政治上有些才能。但是却在为人上十分欠缺。

吕惠卿是嘉佑二年的进士。当时正是王安石深受真宗信任的时候。所以当时王安石在朝廷中很有权势。吕惠卿中了进士之后。按照惯例做了真州的小官。任期结束之后。他回到了京城。他回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拜见王安石。当时王安石正在思考和推行自己的新法。于是他就针对王安石的主张和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因此得到了王安石重视。并和他结成了很好的朋友。而吕惠卿也因此得以飞黄腾达。

熙宁二年。真宗皇帝正式决定变法。而王安石就成为了丞相。此时的吕惠卿还只是一个小小文官。王安石掌权之后。没多久就像真宗皇帝推荐吕惠卿。王安石对皇帝说：吕惠卿是一个贤能的人。当朝百官全都反对新法。而吕惠卿却能有独特的见解。可见他才是真正有能力的人。可见王安石当时对吕惠卿正的是非常看重。并且对他有提携之恩。吕惠卿经过王安石的推荐。很快就官至翰林院学士。他升官之后。积极帮助王安石推行新法。还参与了新法的制定。其中青苗法和市易法能够推行。吕惠卿的功不可没。但是好景不长。王安石的变法不出意料的触动了保守派的利益。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党开始打击王安石。

终于在太后的干预之下。王安石最终要求辞官。而吕惠卿则发动手下和朋友。上书要求挽留王安石。但是王安石不愿意留在朝廷。只是极力推荐吕惠卿做了相当于副丞相的位置。让他继续推进自己的新法。就在这时候。王安石的政敌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说：吕惠卿是个奸佞小人。他现在极力的逢迎你。那是因为你还有权利。等到那一天你真正的失去了权利和地位。他一定会反咬你一口的。王安石接到信之后。并没有理会。

后来掌权之后的吕惠卿。果然不在安心的施行变法。开始专注于朝中的党争。他在以前还没有掌权的时候。不免有一些官员曾经轻视过他。其中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就是其中之一。吕惠卿为了报复他们。就制造了冤案。将王安国一班人人全部都陷害入狱了。而王安石也因为这个事情和吕惠卿翻脸了。吕惠卿早就担心王安石有一天会回到朝廷。于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利。他就开始想尽办法陷害王安石。但是因为真宗信任王安石。他好几次都没有成功。而最终王安石也回到了朝廷。而吕惠卿则很快就被贬官去了外地任职。

后来王安石的变法最终失败了。而他们两人之间的争斗也没分出胜负。因为两人都成了失败的人。王安石后来深知信错了吕惠卿。而朝中的大臣不管是不是王安石的朋友。都觉得吕惠卿是个恩将仇报的小人。于是再也没有人愿意和他交往了。他虽然颇有才能。但是后来丞相没有一个人愿意启用他。

其他观点：

王安石最后一次被罢相时。耿耿于怀的不是“始终以为新法不可用”的司马光。而是原先“迎合安石。建立新法”的吕惠卿。吕惠卿是福建泉州人。史载“安石既退处金陵。往往写‘福建子’三字。盖深悔为惠卿所误也。”此寥寥数字。使人如见王安石那时对人对己的怨恨和悔恨的心绪。

对于吕惠卿其人。其实朝野早有非议。司马光说他“险巧”。吕公着说他“奸邪”。连王安石的同胞手足王安国也“以佞人目惠卿”。但当时的王安石听不进去。因为吕惠卿对他处处迎合。改革之举开风气之先。自然难以十全十美。而吕惠卿连这不全不美之处也一概迎合。因而。在王安石看来。吕惠卿无疑也是“跟得最紧”、“举得最高”的“最亲密的战友”。于是。谁对“新法”有微词。谁就是反对改革；谁反对吕惠卿。谁也就是反对王安石了。王安石极力援引吕惠卿。使他“骤至执政”。大概就出于这样的心态。

早在吕惠卿处处迎合王安石。而王安石又极力援引吕惠卿之时。司马光就写信对王安石说：“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司马光确实很有眼力。吕惠卿日后的卖“王”自售。就被他不幸而言中。王安石首次被罢相之后。“惠卿得志。忌安石复用。遂欲迎闭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智”。王安石复出之后。吕惠卿又告王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这罪名相当吓人。不仅说王安石完全背弃了主流正统之儒学。而且说王安石欺骗、架空以至抗拒、要挟皇上。无疑是从政治上到组织上对王安石变法进行了全面攻击。而这全面攻击之论。恰恰就出于当时处处迎合王安石变法的吕惠卿之口。没有政治洞察力的人。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王安石怨恨“福建子”。怨的或许只是吕惠卿日后的卖“王”自售；王安石“深悔为吕惠卿所误”。悔的或许也只是没有想到原先处处迎合自己的吕惠卿竟然会卖“王”自售。假如吕惠卿尚未使出这最末的一手。王安石或许还会把他当成是“最最亲密的战友”。但吕惠卿日后卖“王”自售的根子其实早就隐藏在当初的处处迎合之中。处处迎合。并非就是衷心拥戴。对于吕惠卿来说。万物皆备于我。王安石也不过是为他向上爬而备的阶石。这阶石一旦成为累赘。是难免要被他一脚踢开的。处处迎合。也并非就有利于新法的推行。例如。“青苗法”出台之时。就有苏辙提醒。要警惕“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止”；实施之中。又有韩琦相告：“是官自放钱取息。与初诏相违”。对此。若能及早防范。“青苗法”或许能够取得预期有效果。然而。吕惠卿的处处迎合。使本来就认定“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变得刚愎自用。使本来可以防范的弊端形成气候。而一旦形成气候的弊端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吕惠卿的全面攻击。对于王安石推行的新法。也就无异于釜底抽薪。所以。王安石的新法。与其说是夭折在司马光或别的什么“保守派”之手。实在不如说是夭折在吕惠卿这种借改革以营私的小人之手。

王安石是应该怨恨这个“福建子”的。是应该悔恨为吕惠卿这个“福建子”所误的。

然而。与其事后“深悔”。不如事前不恋“顺适之快”而有所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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