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专诸、聂政、要离,中国“四大杀手”为什么都在春秋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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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轲刺秦王。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这是春秋战国四大政治刺杀事件。这四人也是四大刺客。

之所以春秋战国时期暗杀事件很多。是因为春秋战国时代的公卿氏族基本上都圈养门客。首先就是为了博得好客爱惜人才的名气。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无所不包。所谓孟尝君门客三千说的就是这样的人。咋就是为自己从事隐私暗杀之事。所谓死士。这四大刺客实际上就是杀手。死士。用现在的话说。这四个人就是恐怖分子。社会不安分子。属于被打压对象。

其他观点：

笔者看来。战国之后、再无刺客。

春秋战国的刺客之所以最知名。是因为司马迁写了篇《刺客列传》；

不过。刺客任何时代都存在。为啥只有春秋战国时才如此慷慨悲壮。并对历史和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也许证明了一个道理：只有特定的时代大潮。才能造就特定的群体。

在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前所未有、独一无二的乱世。它的特殊。不单单在于持续数百年的攻伐纵横。更在于思想、阶级层面的大冲撞、大洗牌。

在这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大时代。不同的人都得到了崭露头角的机会。既有帝王将相、豪门勋贵。也有起于底层。在后世将会毫不起眼、难以被官方史家留意的小人物。比如那些游走在规则之外的刺客。

《史记·刺客列传》里。一共记载了五位刺客。分别是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大名鼎鼎的荆轲。

春秋时期的曹沫。严格来说算不上刺客。他出身寒微。因勇力被鲁庄公任命为将军。在与强大齐国的战争中。曹沫多次失败。但仍被自己的君王委以重任。为了报答鲁公的知遇之恩。当齐、鲁柯地会盟时。曹沫手拿匕首挟持了齐桓公。逼迫对方归还了之前从自己手中丢掉的鲁国土地。

过了100多年。吴国的刺客专诸则更加传奇。经伍子胥的推荐。专诸得到了公子光优待。接下了刺杀吴王僚的艰巨任务。为了在戒备森严的王宫中成功行刺。专诸制订了历史上经典的刺杀计划——鱼藏剑：将匕首藏在烤鱼之中、避开检查。由此成功刺杀了吴王僚。当然。他自己也死于乱刀之下。

公子光就是大名鼎鼎的吴王阖闾。他即位后投桃报李。厚待专诸的后人。

春秋末期的晋国刺客豫让则最令人感慨。晋国大族智家被韩、赵、魏联手灭门。当家人智伯被赵襄子所杀、头被做成了酒器。这让曾经享受过智伯的优待的豫让悲愤无比、发誓复仇。首次行刺失败后。赵襄子放了豫让一马；但豫让并未罢休。为了再度接近对方。他毁容吞炭、付出了常人不能忍受的惨痛代价。然而其后再次失败。他慷慨赴死。

至于战国的聂政。可能是所有刺客里武功最高强、行刺最霸气的一位。早年为躲避仇家。聂政带着母亲和姐姐逃到齐国；韩国大夫严仲子为了除掉政敌侠累。多次以厚礼请求他出马。

但孝顺的聂政却因为老母尚健在为由多次拒绝。直到聂母去世后。为报知遇之恩的聂政主动出山。他单枪匹马奔赴韩国。突破大量侍从的护卫、当众击毙侠累。随后。为了避免连累家人。聂政破腹毁容后自杀；他的姐姐聂荣闻讯赶来。在弟弟的尸首旁痛哭哀伤而死（一说是自杀）。

至于荆轲就不消多说了。由于刺杀对象是未来的千古一帝。他的故事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惜他的刺杀行动也最为失败。

这些刺客大多出身卑微。但却在历史上留下了重章华彩的一笔。他们一律重情重义。只是为报答知己之义、故主之恩。就不惜舍弃一切、慷慨赴死。

但以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这些人更像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违法份子；他们的行动过于偏激。仅仅是由于他人的器重。就可以不问是非黑白伤人性命？令人无法理解。

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古往今来很多人对《刺客列传》中的人物持批评态度。

但看待历史人物。只有基于对应的时代背景。才能得到更为客观、理性的评判。时势造英雄。只有在春秋战国那个空前的时代。才会滋生豫让、聂政这种至情至性的刺客。

在先秦时期。虽然逐渐礼崩乐坏。但周礼的影响力根深蒂固。在社会架构方面。那是一个等级森严、尊卑贵贱无比的时代。就像孔子倡导的那样：“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上下相保、国家治安。”

在这种生态下。加上战争不断成为常态。底层人们的生命如同草芥。所谓的价值更是无从谈起。上述刺客大都出身低微。对他们而言。如果得不到上层人物的赏识。几乎永无出头之日。

正是由于这层原因。一旦得到他人的赏识、厚待。这些身怀绝技的底层人们就认为自己必须报答知遇之恩。甚至不惜应舍生取义、从容赴死。在当时。这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操守；“士为知己者死”不仅是他们坚定的人生信条。更是他们的使命。

因此。对于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人以性命来践行信义的举动。看似是“有奶便是娘”、甘为他人附庸；实际上却是那个时代的底层人民实现自我价值、张扬自我个性的渠道。

但在后世。刺客这种群体一直存在。却与先秦时期已经截然不同。

一方面。随着大一统模式的完善。社会管理逐渐稳定。人们在思想、法规上都对刺客这种游离于规则之外的群体持负面态度；

另一方面。秦朝的建立。伴随着对传统贵族制的彻底摧毁；而刘邦开创汉朝这一壮举。更是标志着小人物也能成为天下之主。底层人们的出头之路更加多元化。舍身杀人这种模式并非唯一选择。

因此。与春秋战国的著名刺客相比。后世的同行在个人品格、对信义的坚持等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语。相对于“士为知己者死”。后世刺客更注重个人利益。信奉“识时务者为俊杰”。临阵变节的情况屡见不鲜。比如我们熟知的刘备就曾经遭遇刺客。但据史书的说法。对方却被他的气质所“感动”。放弃了自己的任务。说白了这就是没有“职业操守”。

相比较之下。豫让宁愿毁容寻死也不愿意变节、聂政为了保护亲人情愿残害自己。自然让他们与后世的刺客拉开了差距。从这层意义上而言。战国之后。再无刺客。

其他观点：

事实上。杀手刺客历朝历代都有。也不乏名扬天下者。比如秦末汉初的张良。清末的吴樾、徐锡麟、汪兆铭。民国的王亚樵、施剑翘、郑苹如。当代的陈启礼。杀手有很多种。有的是为知己、为苍生、为正义而杀。有的是为钱财、为仕途、为权力而杀。有的则是为私仇而杀。由此可见。杀手不只春秋战国才有。知名度比专诸、聂政、要离高的也大有人在。

施剑翘

所谓“四大杀手”其实并不是一个严谨的说法。仅仅在哪四个人的问题上就存在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如题所言。为专诸、聂政、要离、荆轲。另一个更普遍的版本则是专诸、聂政、豫让、荆轲。不管是哪四个。他们的确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之所以会被称为“四大杀手”首先因为名刻青史。

电视剧《荆轲传奇》中的荆轲

这一功劳当属太史公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第一次为不被史册所载的刺客立传。记述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个人的事迹。使五人彪炳千秋。其中曹沫只有寥寥数语。而且其表现属于非典型刺客。结局也身名两全。故后世通常不与其他四位相提并论。要离的事迹主要记载于《吴越春秋》。但《吴越春秋》存在演义的嫌疑。所以可信性有所折扣。

司马迁之所以会为刺客做传。是因为看重他们秉持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而这也恰恰是他们与后世的大部分刺客的不同之处。这几个人的行刺。不为功名利禄。不为个人恩怨。甚至也不是为了什么天下苍生。而只是为了报赏识知遇之恩。秦以后。门客文化消亡、侠义文化也转为非主流。不可能再产生这样的刺客了。因此“四大杀手”脱颖而出在杀人动机上。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刺客不入史家之眼。刺杀是一件秘密的甚至见不得光的事。被刺杀一方视之为敌仇和耻辱。自然不会书写之。刺杀一方为隐去不光明的过往。也不会宣扬之。因此刺客注定是牺牲品。大多不为世人熟知。但春秋战国时代不一样。所谓“春秋无义战”。使出刺杀这种手段也不是什么不齿的行为。这也是为什么清末时期又集中诞生了一批有名的刺客。暗杀在彼时是革命党常用的一种革命方式。这种手段被赋予了舍生取义、为天下谋的理想价值。从而获得了道德正名。加上后来革命成功。牺牲的刺客成了烈士。没牺牲的成了英雄。都是革命功臣。为之宣传的同时也是在追认革命的合法性。

汪兆铭

相较起来。抗日时期的刺客就有点冤了。他们为民族国家而行刺。但所属组织乃政权的特务情报机关。是不宜被大书特书的。所以即便刺杀行为本身是正义的。其名其功也不为天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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