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写舜囚尧,而《史记》写阐让,哪个更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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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争论这件事。也就是认可历史上曾经有过尧舜禹这几个人了。

打个比方。甲说。张三真义气。把自己大哥的位子让给李四了。乙说。不对。是李四逼着张三把大哥位置让出来的。为此。两个人争吵激烈恨不得动手。结果。警察来了。说吵什么吵。根本没有张三李四这俩人。完了。争得毫无意义。

上世纪20年代。“疑古”之风劲吹。尧舜禹都被看作是神话。王国维这个时候站出来了。在课堂上讲《古史新证》。后来还出了书。他认为。尧舜禹是确有其人的。

过去。认为尧舜禹存在并且禅让的。主要依据是《论语》和《尧典》。

后来发现了遂公盨。现在保存在保利艺术馆。证明《尧典》、《皋陶谟》、《禹贡》所载内容是有根据的。自然。《论语》也不是瞎说。

上海博物馆入藏的楚简《容成氏》和《子羔》；湖北荆门楚简《穷达以时》；清华简《保训》等等。也分别证实了尧舜禹的人和事。

山西陶寺遗址的发现。和文献里关于尧的记载高度吻合。学者们说。这里很可能就是尧都。

二

既然如此。尧和舜。到底是禅让还是争权？《竹书纪年》和《史记》谁说的对呢？

先说说可能都不对。

关于这件事。不论《竹书纪年》的作者。还是司马迁。都不是事件的直接当事人——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他们都没亲眼见到。都是听说。

当然。《竹书纪年》作为晋魏官史。大约是公元前299年以前的——其作者。听说他俩的事儿。比司马迁早了至少200年。

不过。尧舜禹毕竟是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人物——《竹书纪年》最早的作者。也该生活在公元前1000年之后。中间差着至少1000年。这么说。其实。获得准确信息的概率。和司马迁没太大区别。

有人回忆过部队夜间行军的事情。说前面确定了口令。让往后传。结果到了队尾。就已经错的离了。心理学家做过相关实验。口耳相传的句子。在传到第13个人的时候。一般都会产生误差。

三

虽然。关于尧和的记载。《竹书纪年》和《史记》说的不一样。其实。这只是细节上的差别。两个人之间。一定发生过什么。是可以肯定的。所以。又可能讲的都有道理。

说说《史记》有道理的理由。

第一。司马迁写《史记》。不是奉旨而为。而是出于史官的家传责任。

这一点。其实非常关键。司马迁写史。不是为了完成皇帝交给的任务；也不是写好了呈送皇帝以邀功请赏；亦不为挣稿费或博流量吸粉丝。 他不存在编造历史。欺骗后人的主观动机。

《史记》写好之后。司马迁没四处张扬。而是在家里保存了起来。说要传给合适的人。后来。经由他的晚辈才披露于世。

第二。司马迁不仅写史的目的性纯正。而且治史方法严肃认真。

按照司马迁自己说的。他写《史记》——这是后人改的名字。原来的名字叫《太史公书》——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蛮高大上的立意。由此。也决定了他对于史料的取舍。极其严谨。

《史记》里。引用了先秦古籍有一百多种。其中。《六经》及传解二十余种。诸子百家五十余种。历史地理书籍二十余种。文学艺术书籍十余种。他还说。《山海经》等书。考虑再三。觉得不靠谱。不敢引用。

对一些史事。不够清楚或材料不足的。司马迁多次田野考察。东南西北跑了相当大的范围。

四

历史上。不是没人质疑过《史记》。关于禅让这一条。1000年前就有人责问过了。

《史记》也不是没有失真之处。例如。对商王世系的记载。司马迁肯定看到过关于王亥为一代商王的资料。但依然没有采用。这大约是白璧微瑕。

很重要的。如他自己所说。写《史记》。深受孔子修《春秋》的影响。

那么。关于禅让一说。是不是也与他受儒家思想影响有关呢？很有可能。

但是。其实。司马迁在这上面如果错了。并不错在沿袭了儒家关于圣人禅让的思想。而错在没能认识“禅让”的本质。

尧舜禹是什么人？他仨。虽然后来都被称帝。但实际上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之王”——充其量。是担任了部落联盟首领的“酋长”。

人类社会。大都经历了一个原始社会阶段。这如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说的。由部落到国家。是一个漫长过程。

之所以可以认为夏朝存在。是因为从禹的儿子启开始。实行了家族统治。父子或兄弟传承。这是符合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史的。

五

对于禅让。是顾颉刚先生“疑古”的重要目标。不少学者。发表了或褒或贬的意见。裘锡圭先生。在归纳这些研究后。发表了很有见地的看法。他说——

“顾氏（指顾颉刚先生）指出战国时代盛传的尧舜禅让等传说。把受禅者说成有贤德的平民。这种说法只有在战国时代的社会背景下才能产生。决不反映历史事实。这是完全正确的。指出这一点。是《禅让考》（指顾所写《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一文）的主要贡献。但是顾氏因此认为禅让传说纯系战国人所造。反对“用了社会分析的眼光来研究中国历史的人”用禅让传说讲上古社会。认为有人说“禅让说是原始共产社会里酋长选举制的反映”。是以假造的故事为史料。这却是不完全妥当的。战国时代普遍流传的禅让传说。似乎不可能毫无一点历史的影子。说禅让传说反映了古代王位世袭制建立前以“不授其子而授贤”为特点的君长推举制度。应该是可以的。……我们不能因为战国人编造了舜由平民升为天子的情节。就否定古代有类似禅让的制度存在。……夏代之前的“禅让”时代。连文字都没有。因此只有传说而没有确凿史料传下来。这是很自然的事。从《容成氏》《子羔》《唐虞之道》和《礼运》都认为在传子制建立前普遍实行过禅让制来看。广泛流传的禅让传说很可能的确保留了远古时代曾经实行过的君长推选制史影”。

六

裘先生所说。禅让是原始部落酋长间的推选制。这个观点。与许多著名学者的看法相同。徐中舒、李学勤等先生。都有专门论文论及。

人类社会。不可能从和动物一样的混沌状态。一下子跳进建立国家那种文明形态的。其间。必有一个部落和部落联盟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部落和部落联盟的首领。基本是以推举产生的。这是世界上的人类学家和古史学者比较一致的认识。

“禅让”的本质。很可能就是这种推选的过程。 这种推选。一定是有某些“选贤任能”的标准的。反正不会采用类似“抓阄”的方法。

到了战国时期。这种选贤任能。被儒家、墨家夸大了其中道德的含义。着力突出圣人让贤的高风亮节。反而搞得不太让人相信了。

战国时的儒墨之学宣扬“禅让”。是有其时代原因和目的的。那个时候。“礼崩乐坏”。 诸侯争霸。抢权夺利。儒家大讲“禅让”。墨家力主“非攻”。只不过是力图挽回奴隶社会的颓势而已。殊不知。自启杀益。又经千多年。早就过有可能靠推选确定“首领”的年代。

七

《史记》从黄帝写起。是有道理的。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最早的原始时期。也不再是一个个单独的部落。而是大得多的部落联盟。

黄帝和炎帝。大概是最早的部落联盟首领。而且。已经有了权力之争——黄帝就是因为觉得炎帝领导不好部落联盟。才征之讨之。取而代之。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中国的战争史。自黄帝始。 黄帝的时候。已经这样了。到了尧舜禹。如果按道理说。尧应该让位于舜。而尧“不守规矩”。霸着位子不让。舜难道不能以尧“不好好玩儿”为理由。先囚尧再夺位么？但即使这样。仍然没有改变当时总体上是“禅让”这个总体玩儿法。

八

对于部落联盟之间的“禅让”。孙庆伟教授有一个轮流执政的说法。也可参考。

黄帝之后。中原一带。主要有三大部落联盟集团——华夏、东夷和三苗。其中。华夏和东夷合作多于争斗。合作的方式是轮流执政——华夏（尧）——东夷（舜）——华夏（禹）。 所谓不打不成交。或许。这种合作。正是由于舜囚尧才达成的也未可知。

九

概括一下——

“禅让”很可能是存在的；其本质。是原始社会部落或部落联盟首领的推选制；战国时期的儒墨之学。把其片面化了。过了原始阶段。这种方法已不可能复制。才有了燕王哙禅让的闹剧；这种原始社会禅让。很可能表现为部落内部和部落集团之间的轮流执政；这种推选制。越接近文明社会阶段。实行起来越困难。于是有了黄帝伐炎帝。舜囚尧很可能存在。但并不改变非家族继承的实质。

郭沫若在上世纪3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历史著述。他在中国。提倡了一种新的唯物历史观。这就是。应该把中国历史放在大的历史演化的进程中考察。禅让。只能放在原始社会的背景下去认识。所有以私有制和国家产生之后的标准。或者按现代“法理”的标准来分析此事。大约都不靠谱。

其他观点：

我认为《竹书纪年》的说法比较符合历史真相。

先秦著名思想家韩非子有这么一句话：“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

儒家所津津乐道的上古“禅让”。在韩非子这里却成了“舜逼尧。禹逼舜”。若是属实。那么这种禅让的本质。与后来曹氏、司马氏篡权模式如出一辙。这个说法只是韩非子杜撰出来的么？或者他有秘密的资料来源。而这个资料是其他人所没看到的？

一本神奇的史书破茧而出后。让问题水落石出了。这本书就是对中国史学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其实就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史书。后来秦始皇一统中国后。把六国史书都给烧了。魏国史书也就消失了。所幸的是。在数百年后。公元281年一起盗墓事件竟然让这本史书得以重见天日。

据《晋书》所记。这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的墓。墓穴中藏有数十车的竹简。其中便包括这本非常珍贵的魏国史书。由于这本书是刻在竹简上。故而称为《竹书纪年》。也称为《汲冢纪年》。因为是在汲郡的墓穴中发现的。

《竹书纪年》的珍贵之处在哪里呢？在于它与正史的记载有许多不同之处。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古代史书不是写给小民们看的。而是给君主看的。这是属于内参。绝密。给普通百姓看的。实际上是另一个版本。是出于统治的需要而曲改了的历史。现代的考古发现。有力地证实了《竹书纪年》的可靠性。

《竹书纪年》是如何记载舜取代尧的事情呢？共有几个记载。我们来看一下：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注：后稷就是弃。他是帝尧的同父异母兄弟。被舜任命为后稷。后稷是主管农事的官名。）

这些记载。完全颠覆了儒学史学传统的“禅让”美德。原来舜是发动政变。囚禁了帝尧。又斩断了帝尧与儿子丹朱的联系。以此逼迫帝尧让位！

原来这竟然是“禅让”的真相。舜的手段。与后世的王莽并没有多大不同。但是舜侥幸得到善名。而王莽却得到恶名。

由此可见。《竹书纪年》里的说法。与韩非子的说法并无二致。那么。为什么在学术发达的春秋战国时代。只有韩非子提到帝尧是被舜逼迫让位的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其他人看不到内部史料。韩非子是韩国公子。而韩国与魏国都是从晋国分裂而来的。因此魏国史料中从五帝时代到晋国时代的记录。在韩国也应该保留一份。韩非子以王室贵族的身份。自然有可能接触到这些史料。因此他才能写出“舜逼尧”的观点。

当舜大权在握时。便开始清洗异己势力。把刀口对准反对派。以武力手段镇压自己的对手。铲除“四凶”一直被儒家学派认为是舜的功绩。由于汉代之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一枝独秀。所以很少有人去置疑所谓“四凶”的说法。现在我们摆脱了传统儒家史观的束缚。可以好好探讨一下“除四凶”的真相了。

“四凶”指的是共工、欢兜、三苗、鲧。其中共工、欢兜、鲧都是人名。三苗则是九黎分离出来的一个部落。在传统儒家看来。四凶都是罪行滔天。十恶不赦。可是他们到底犯什么罪。没有人说得清楚。

先来看看《吕氏春秋》的说法：“尧以天下禅舜。鲧为诸侯。怒于尧说：‘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欲得三公。怒甚猛兽。召之不来。帝舜于是磔杀之于羽山。”

再看看韩非子《外储说》的说法：“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之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之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杀共工于幽州之都。”

因此。共工与鲧被杀的原因只有一个：反对舜称帝。

鲧与共工是因为反对舜而被杀死。这已经有明确的证据。那么欢兜呢？欢兜之所以在劫难逃。是因为他与共工关系密切。他曾经在帝尧面前称赞共工的业绩。共工被流放乃至被诛。欢兜自然被牵连。流放到崇山。据说后来投南海自杀。

至于三苗。同样是因为政治原因而遭到舜的镇压。晋人郭璞注《山海经》有这么一句：“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

从上面可以看出来。所谓的“四凶”、“四罪”。其实根本不是因为这些人有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行。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反对舜。他们不过是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这恰恰印证了“成王败寇”的说法。成功的人就是圣人。失败的人就是恶人。所以舜成为圣人。而鲧、共工、欢兜等则成为千年流传的恶人。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舜取代尧。并非禅让那么平和、那么一帆风顺。实际上充满了血腥的政治斗争。

其他观点：

舜囚尧更靠谱点!

三皇五帝的传说。尧舜禹汤(圣君)是标杆。即使汉武康熙等大帝亦顶礼膜拜。特别是阐让。更是被儒学吹成美德。

中国历史是皇帝的家天下。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是皇位承续的天条。阐让?

阐让都是篡权者弄的把戏。皇帝九五之尊至高无上。谁会心甘情愿让这出宝座?没办法。不让就得死拉死拉的哟。吃饭的家伙要紧呀!

阐让是另类异端。古人没有华盛顿、戴高乐那样的胸怀。因此。舜囚尧更靠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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