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先后有好几家外戚掌权,为什么他们不学王莽代汉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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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末年政治势力凋零。外戚势力凸显

秦朝是我国历史的一次重大转型。在此之前。宗室势力是王权的支撑体系。在此之后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皇权拱卫势力缺失的阶段。秦朝的灭亡。很多人认为就是因为宗室势力的凋零。这个说法虽有开历史倒车之嫌。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西汉的历史。其实就是一段皇权拱卫势力的培植历史。在此过程中。宗室势力、外戚势力、宦官势力和士族势力。先后粉墨登场。

西汉宦官势力很薄弱。只是在个别阶段作用明显。

士族势力的诞生。起源于汉武帝的尊儒。直至汉元帝。儒家士族阶级才完全取代法家。成为帝国统治势力。并逐步走向豪门化。到新朝末年。豪门化的士族集团。终于变成了足以左右帝国政治走向的势力集团。

西汉最后一位皇帝汉平帝在位期间。宗室作为政治势力完全消亡。宦官势力没有形成。士族势力尚处于成长阶段。还没有完成豪门化进程。这个格局。为外戚势力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也就是说。西汉末年政治势力的缺位。让王氏外戚势力“被迫”走向了历史前台。这是王莽能够左右帝国命运的客观历史环境。

王莽代汉的根源。在于取得了士族阶级的支持

蹊跷就在于。王氏家族以王莽为代表。自觉走上了一条外戚集团士族化的道路。并促进士族阶级的分化。形成包括外戚在内的豪门士族集团。他们才是帝国命运的掌控者。也是外氏家族的同盟军。

王氏家族自职掌枢要之初。就非常注意与士族集团的良好合作关系。除了王凤当政初期。有过一段与士族集团的激励斗争。其它时期都表现出非常积极的。向士族集团主动靠拢的势态。

王莽是一个有政治理想和追求的儒生。他的这个标签其实已经盖过了外戚。王莽所描绘的乌托邦式理想社会。切中了西汉末年的时弊。因而他被士族集团、权贵阶层和社会底层人士。当做各自利益的代表人。是他们把王莽推向了帝位。

所以。本人一直不赞同王莽“篡位”的说法。其实他是被政治势力推上去的。而不是有意识的谋取。倘若不是士族集团的支持。外戚势力根本不具备改朝换代的条件。

东汉时期的政治格局。是稳定的三足鼎立状态

豪门士族集团是东汉立国之本。当初正是这个集团的支持。才让光武帝刘秀实现了改朝换代的理想。本质上。东汉的历史是皇权与豪门士族集团共治天下的模式。

豪门士族集团与皇权共治天下。不代表二者利益完全一致。他们之间既是利益共同体。同时又存在相互掣肘。为了对抗豪门士族集团。皇权不得已培养了自己的代理人——宦官势力。严格意义上讲。宦官谈不上势力。他们就是皇权的影子。是皇权利益的忠实拥护者。

东汉的外戚。从个体上讲。很多人的实力一点不亚于王莽。比如梁翼。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能仿效王莽。完成改朝换代呢？

以东汉末年何氏家族与宦官势力的关系为例。何氏家族能登上权力顶峰。宦官功不可没。所以在诛杀十常侍的问题上。何氏家族内部就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而导致局势失控。

豪门士族集团与外戚势力之间。也是合作与对抗的并行。豪门士族集团基础强大。但是政治顶端却被外戚把控。外戚虽然能把控枢要。但是却没有强大的社会基础。随着皇帝的更换。他们必然又被新的外戚取代。

所以。外戚势力想要维护自身的长期利益。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自觉向士族集团靠拢。夯实家族的基础；二是与士族集团保持距离。以防枢要地位丧失。

东汉外戚政治。落花流水春去也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王莽代汉的最大历史机缘。就是因为其它政治势力的缺失。以及外戚与成长中的士族集团的融合过程中。组成了利益共同体。

这个特殊的环境。是不可复制的历史发展阶段！

东汉时期。已经形成了三方政治势力都走向成熟阶段。形成了稳定的平衡关系。不存在融合的可能。即便出现以合作为主旋律的阶段。也存在局部的利益分歧。

其他观点：

光武帝建立的东汉。是皇帝、外戚和宦官轮番拼杀的战场。你方唱罢我登场。上演了一幕幕历史荒诞剧。最为悲催的是“外戚”。一个个粉墨登场。却没有一个挣脱东汉立国时织成的“天网”。

原因何在：其一。皇帝多短命。东汉统治195年历14帝。只有3任皇帝活过40岁。其余11位都没有活过35岁。更为凄惨的是3个婴儿皇帝都死在襁褓之中；其二。皇后多不育。东汉皇后远远多于皇帝。14个皇帝只有2个是皇后所生。皇帝短命、皇后不育。外戚就有了机会。皇帝短命继位者大多是未成年的孩子（也有婴儿）。

所以。就出现了“孩子坐朝。太后听政”。一介女流的太后。有几个能像吕后、武则天？她们只能依靠自家哥兄老弟。外戚就登场了。小皇帝自然会受到太后和外戚双重的控制和压迫。于是。皇帝大了就想杀外戚。要不被外戚所杀。

加之。外戚多为功臣名将之后。身后有一定势力。东汉四大外戚“马、窦、邓、梁”就是如此。汉明帝的马皇后。是大功臣马援的女儿;汉章帝的窦皇后。是大功臣窦融的曾孙女;汉和帝的邓皇后。是大功臣邓禹的孙女;汉顺帝的梁皇后。是大功臣梁统的后人。她们既有祖宗的荫庇。又有当朝党羽。皇帝很难“吃倒”他们。

刘秀立国时。为防外戚坐大。明确实行“疏远外戚毋授以政。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的国策。豪强外戚处于皇权的有效掌控下。外戚势力根本没有机会崛起。明帝之后。朝廷实行了“每事务于宽厚”的政策。外戚势力开始冒头。出现了外戚窦氏“宠贵日盛。王公侧目”。权势熏天。不过。外戚权势再大。也很难逾越光武帝定下的“勿授以政”的国训。所以外戚只能“风光”。不可以乱国。因此。东汉外戚个个有野心。却没有出现“王莽第二”。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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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观点：

一。夺权。光武帝刘秀鉴于王莽篡汉的历史教训。在制度上做了改革。西汉外戚专权主要是通过担任大司马。大将军控制军权。领尚书事控制尚书台管政治。实现对军政大权的控制。刘秀统一全国后。改革制度。控制军权。降低大司马、大将军的地位。使其位列三公之下。最大的改革是规定了不以官职为奖励功臣的砝码,东汉初年的外戚以功臣居多。让功臣在爵位的序列里升降。只保持你的待遇。而让知识分子在政府官职的序列里量才而用。两个集团是平行的道路。

三。个人能力。王莽的个人能力是非常强的。其伪装本领是第一流的。在平时就笼络士大夫阶层。获得很高的威望,得到了士大夫的支持。东汉里能力稍强点的窦宪领兵打仗还行。却没这方面的能力。其他的外戚邓鸷。梁冀能力更次。更不用说屠户出生的何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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