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的竹书纪年的内容真实吗,如果真实岂不是颠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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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思。如果是真。那么几乎揭开了“禅让”背后血淋淋的伤疤；如果是假。那又为何要造假？

我是阳Sir。深耕考古。言之有物。关注勾搭

一、不准与汲冢竹书

其实。在秦始皇焚书的举措之下。各国史籍已经基本无存。但这次不准的盗墓行为。却意外地发现了共计10车、凡书75篇、其言10万余言的竹简文书。 史称“汲冢竹书”！

二、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记载为273年；《史记》中记载为773年；两者之间竟然相差500年！

所幸。由于有考古出土了甲骨文这种自证性质的“史料”存在。王国维先生最终研判出:《竹书纪年》是正确的。它纠正了《史记》中一个罕见的错误！

三、关于禅让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放。流放）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是否“囚”、“放”这些血淋淋的字眼之后。才是历史上关于“禅让”制的真实面目？很多人都说。看到竹书纪年这段上古惊天阴谋之后。真的让人三观崩塌！

其实。细心之人会发现两点可疑之处:

1.这批竹书出自魏国魏襄王墓中

2.这批竹书曾被晋武帝派人整理

想想“三家分晋”。想想“司马代魏”。好了。阳Sir言尽于此。大家自由发挥吧！欢迎热烈讨论

其他观点：

并非晋朝。而是先秦的晋国

《竹书纪年》的资料很容易查找。题主可以查阅一下这方面的论文和专著。可说并不少见。至于记载的是否真实。那倒未必。但这要分成三个方面来看。而单从史实言。如历史事件发生的年限看。基本可说是真实的。因为太史公的时代。文献保存是个大问题（竹简和帛书都很难保存下来）。尤其还经历了秦朝李斯提议的焚书事件和挟书令事件。所以到了汉朝。史料阙如的情况下。构建历史就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说个题外话。笔者看到《纪年》是八、九年前。当时的天涯和一些群里都比较喜欢说这个问题。笔者当时尚年轻。就也追了一把时尚。

纪年在史实的基础上是否存在主观虚构？

笔者最初找到纪年时。发现其上限是从黄帝开始的。而非当时流传较广的尧舜禹始。同时。一些人也不谈这本史书对汤武革命的态度。但如果我们自己读过书就可以发现。《纪念》把所有上古帝王都喷了个遍。没有一个落下。也就是说。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圣王在《竹书纪年》作者群的眼里差不多都是乱臣贼子。

笔者以前在群里时。记得有人引韩非子和曹丕来说明《纪年》涉及到主观判断的地方可靠。当时笔者尚才疏学浅。也没有走向专业化。所以比较认同这种观点。后来却发现。曹丕事件本是孤证。而孤证不立。至于《韩非子》。我怕这些人根本就没好好读书。否则。任何一个读过韩非子作品的人总会发现。韩非子对“舜囚尧……”这些人的观点之态度根本就是——乱臣贼子、党羽之言。可见。就算韩非子本人。也绝不认同这些观点。而很多人之所以会如此坚定的认为韩非子有近似的言论。那是因为把舜迫尧误作了舜囚尧。韩非子的态度其实是。大臣如果修身明德。就会把君王比下去。这就是迫君。臣子最好的做法是。暗地里做好事。明面上则把成就都归功于君主。可见。迫和囚绝不是一回事。

《竹书纪年》为何会出现这种怪异的历史观呢？不清楚。但后世的黄老学派可能跟它有关。因为二者都相信。无论君王如何混账。只要臣子反抗了。便是大逆不道。所以我们看《竹书纪年》。它从不说那些末世帝王有多坏。也不说反抗者的品德如何。而单纯只考虑一个问题——做大臣的。永远不要反抗君主。否则就是乱臣。或许正是在这个原则的驱使下。那些史实才会被做了改动——起义和革命都是大逆不道的反叛。采取禅让制度而不是家庭父子承包制。那我们就写你杀死了君主。

我们知道。孔子是否作了《春秋》尚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春秋笔法。这个用法大家都耳熟能详。问题在于。春秋笔法之于先秦。本是很常见的作史原则。即使说孔子确实作了春秋。却也不能把对春秋笔法的批评推给孔子。从《左传》中不难发现。当时的史官记史本身就是在史实的基础上较大程度上以君王为准则。但孔子的《春秋》（笔者比较认同这一种观点）。却是对天子和诸侯双方同时做出了批评。所谓罪我者春秋。除了孔子并非史官外。对天子和诸侯双方的批评才是后人可能批评作者的重要理由。另外。当时的史官把重心放在君王身上。不意味着他们作史就没有危险。当时本是礼坏乐崩的年代。史官所记。必然要得罪权臣诸侯。而后者要杀前者。简直易如反掌。

所以。《古本竹书纪年》虽然对我们校正《史记》有很大帮助。却未必没受到春秋笔法的影响。而且我们可以肯定。它相较于早期的史书而言。是绝对的唯天子论者。

清朝学者从另一角度指出。晋人本身就有弑君的传统。所以。他们很可能像曹丕那样。把自己的行为普遍化。有点像什么呢？今日若有个大偷偷窃了不少财物。必定会想象。全天下人可能跟我一样都是偷窃犯——它们属同一个范畴。

不过。《纪年》还有一种可能。除了韩非子的批评。我们推测的史书书写原则。以及清人某些学者的推测三种情况外。公孙龙子之前的一些荒诞而不可看作信史的名家人物或也有关联。这些传说中。确实存在从反面理论批驳三皇五帝的例子。那么即便不是信史（非公孙龙子以前的情况。而是在其后）。也未必能说后来没有随着辩论思潮出现过这些思想。或许。正是这些思想影响了史书作者的看法。

其他观点：

上海科技报科普问答主持人：主任记者 吴苡婷

《竹书纪年》是西晋时代一个盗墓人在盗掘战国时期魏襄王墓葬时得到的一本古籍。这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魏襄王是魏国第四代国君。他为什么会带着这本书陪葬。也是一个谜团。

因为深埋在地下。《竹书纪年》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没有经历秦始王统一六国战火和焚书坑儒事件的编年通史。

夏朝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谜。而《竹书纪年》却叙述了夏朝的历史。比另一本古籍《史记》更加详细。不仅记载了太康失国的历史。还记录了羿代太康的史实。

另外在《竹书纪年》关于五帝的记载中。也颠覆了过去我们认识的尧舜禹是禅让的认识。权力的更迭中充满了阴谋诡计。这些帝王的丑恶面昭然若揭。他们的所作所为颠覆了过去我们的传统思维。也印证了《韩非子·说疑》的话语。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还有《吕氏春秋·当务》中所记载的“尧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淫湎之意。汤、武有放杀之事。五伯有暴乱之谋。世皆誉之。人皆讳之。惑也。”

但是《竹书纪年》的真实性也有很多争议。因为出土事件在西晋时代。也经历了历史上很多战火。《竹书纪年》的版本有很多。各个时代的学者都它进行过研究和注释。这些史实的是否真实也无从精准考证。但是无论如何。它是我们窥视华夏5000年历史的另一个窗口。多角度看待一个历史问题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也是一件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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